科举停废后童生、生员的多种出路和选择——以四川南部县为例的考察

停废科举是清季制度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为缓解停废科举可能引发的士心震荡,清廷尽可能多地为身处科名底层的童生、生员安排出路,如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出台优渥的科举善后考试政策等。在四川南部县,童生和生员还有从事新政公务、私塾教读等出路可供选择,且童生还能通过获取“训生”的方式来弥补旧学功名缺失的遗憾。此外,清廷及各直省地方在学堂入学和科举善后考试中亦多有变通,为年龄较大的童生、生员以及转习新学成绩不佳者宽谋出路。然而,由于清廷对学堂、科举二途的理想化预设,低估了“科举情节”的影响力,加上忽略州县公务对解决童生、生员等旧学人员出路的重要作用等因素,出路过多也带来诸多问题并引发系列乱象。这不仅影响清廷疏通旧学之成效,也给新政运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失之于“多”的科举善后举措,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亦有镜鉴与启迪意义。

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

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

围绕清末科举停废及新政时期官员任命和晋升政策调整这一历史背景,采用新的微观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力图为观察清末新政前后清政府文官系统的变化提供新的视角。对1900年以来十余年间清代文官数据的分析,呈现出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首先,根据官员出身,分析进士、举人及贡生等群体在整体文官系统中的比例及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新政时期进士出身的官员群体未见受政策调整的影响,京师与地方进士官员的人数、官职分布均相对稳定,不同科年进士的任职机会大体相近。其次,虽然举人与贡生在地方官员中所占人数未变,且不同科年举人的就职机会亦未出现明显变化,但其在京师却显示巨大的变化。随着1907年后京师官员人数的增长,京师举人与贡生官员人数有相当明显的增长,且官职分布也有变化,如小京官所占比例有显著增加。最后,监生与捐纳贡生呈现出与进士和举人不同的另一种模式。1907年后监生与捐纳贡生人数增长了,但是分布的变化与举人和贡生的变化不同。

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

1905年晚清中央政府谕令立停科举,但暂时保留优拔贡考试和举贡保送考职。此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皆有因应上述政令"兼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后来保存国粹学堂的兴办进程。过去对此研究相当不足。重建上述办学努力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大公报》科举停废的舆论宣传探索

步入20世纪,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天津地区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在创刊以后即发表了一系列的报道与文章,宣扬了其要求停废科举的主张。本文以《大公报》1903~1905年间的相关文本为主要资料,梳理了其对科举负面形象的构建,简要介绍了《大公报》对科举停废进展的关注。

科举停废与中国传统政教合一体制的瓦解

中国传统政教合一体制建立在三个层面的基础之上,科举制度是动力来源。自1905年科举制度停废以后,士大夫阶层乃至儒家意识形态都脱离了政治权力的母体,政教合一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其基本的制度保障,逐渐趋于崩溃和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讲,科举停废成为破除儒家意识形态权威性的转折点,为此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转向的拐点。

治生与行道:元初科举停废与南方儒士之易业

科举与社会流动是中国近世社会史的经典议题。元初科举停废后,儒士易业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潮流。本文以元初江西抚州儒士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其直面科废易业潮流的言行,尤其是科废易业儒士与固守本业儒士之间的比较与互动,揭示元初南方儒士易业行为与易业观念的内容与源流。

清末科举停废后塾师群体的困境及因应举措

科举制度的停废,切断了塾师群体借"舌耕"以图仕进的上升通道,打乱了其人生轨迹及现实生活。面对这一窘迫的态势,塾师们不得已调适自身以寻求因应举措,或仍操旧业,或转入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进行深造,又或因势利导改就其他事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新特征。不过,面临科举突然废止,塾师们在调适自身作出相应举措的过程中,显然并非都能适得其所。

论科举停废冲击下的晚清师范教育

清末“新政”期间,师范教育与科举停废原是清末各有轨迹的两件事情,却产生了关联与互动。晚清师范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附属到独立的发展历程。为吸纳消弭废除科举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师范教育体制不断调整政策,安置深陷迷茫的传统知识分子,进而扩充全国各地的师资。在废除科举的冲击下,晚清师范教育呈现出学生来源多集中于传统士人、毕业生流向具有地域性与义务性等独特性。

浅析近代乡村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以南方乡村士子朱峙三为实例

科举制是隋唐宋元明清六朝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谕令废止科举,停废科举对于"习举业"的广大士子群体的震撼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对这一变革表现的相当平静。《朱峙三日记》的内容还原了晚清士子的生活,反映了当时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让我们对科举停废和近代乡村士子有全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士子们表现出的冷静、与时俱进对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晚清时期科举宾兴的变迁

宾兴是清代地方社会捐资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公益组织及专项经费。晚清时期,为应对时代变局与救亡图存,清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若干改革,以选拔出匡时济世之人才。作为清代科举制度的伴生物,宾兴也因国内外时局变化而发生由缓趋急的变迁。在废科举前,南北各省宾兴首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的冲击。有些宾兴损毁严重,被迫停顿解散;也有些因参与或承担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机构。战后,宾兴得到较快恢复与发展,但也因日久弊生而遭诘责,晚清义赈兴起后遂出现移宾兴助赈之议。自维新运动改书院为学堂,宾兴逐渐移作他用,被提充学堂经费或购买书籍等。停废科举后,宾兴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迁,或改设新式学堂学校,或改为津贴、奖学金继续资助学生,或为学务公所、劝学会或教育会等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团体接管,或被挪用侵吞,最终彻底消亡。晚清科举宾兴的变迁及其多舛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复杂的时局变动与地方社会权势的转移。

乡村社会、士子生业与科举之废

科举制度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为一体,型塑了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传统得以维系的制度性基础,是建构传统社会重心的重要制度。当它一朝废止时,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单位的乡村,其政治、文化、信仰、经济等权威重心均接连丧失,经历了颠覆性的结构变迁。乡村士人中存在一批因种种原因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下大为可叹,他们的处境不能以所谓"变革"、"进步"的代价而视为当然,对强势群体主导的话语叙述有必要进行伦理反思。

多重视域下管窥“后科举时代”的近代乡村社会——近二十年来研究述评与取向省思

在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清廷于1905年废除了实施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这一举措无疑令人瞩目。清廷原本希冀引鉴近代西方教育模式,以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制度,未能顾及背后制度化、社会结构关联,这对基层农村的影响尤为明显。这一制度的终结不单使得个人行为模式、思维观念发生巨大转向,更使得中国基层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组与调试。本文拟借助清末停废科举一案,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思考学术视野拓宽与研究取向变化的可能性。复次,在进行研究视域转变的同时,对今后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提出几点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将该研究精细化、多元化,依然值得更多学界同仁努力与探索。

应客观全面地认识科举

刘海峰撰文《科举停废110年祭》指出，科场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具有维护统一与压抑个性、普及文化与忽视科技、取士唯才与做官第一、鼓励向学与片面应试等功罪。为科举制平反，需要还原历史真相、还原科举情景，不再与古人为敌，而要与古人为友，替沉默的古人说话。可以将科举人物定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精英群体之一。

关于元杂剧繁荣原因的几个问题——元杂剧繁荣原因诸说评析

元杂剧因何繁荣,学者们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一是元朝长期停废科举,儒士仕进无门,遂转而从事杂剧创作;二是九儒十丐说。元朝儒士社会地位低下,遭受歧视,不被重用,不得已,只能在杂剧里讨生活。由于从业者人数众多,元杂剧才得以蓬勃发展;三是畸形繁荣说。元朝城市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安定,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四是元朝统治者喜欢说。由于元朝统治者喜欢杂剧,才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不能使人信服。元杂剧繁荣的真正原因,一是元朝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带动了杂剧的繁荣;二是元朝统治者不懂汉文,没有文字狱,客观上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杂剧才得以繁荣发展。

晚清民国私塾与塾师的“权势”问题研究

科举停废后,私塾、塾师的状况如何,目前研究不足。有人认为塾师已成失语者,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揆诸史实,并非如此。在清末到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的教育“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由教员所掌握,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这一研究表明,理论建构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放大失真。

覆水不收:科舉停廢百年再思

關於科舉制度及其停廢問題的研究,中外學界已經積纍了大量成果,也爲後來者樹立了高起點和高門檻.近一二年,國內學界陸續出版了多部由年輕學人撰著、從不同角度討論晚清科舉相關問題的專書或論文集,新一批(代)研究者逐漸崛起,并初步展現其眼光、格局與功力.2017年7月9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召集舉行了主題爲“覆水不收:科舉停廢百年再思”的學術工作坊,邀約活躍在相關研究第一綫的青年學者展開討論,以會議論文爲基礎編成《近代中國研究集刊》之同主題專輯,可以反映最近研究進展與動態.

跨学科的思想史——以“废科举”的讨论为例

经济学中的传讯机制可以用于解释科举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科举实际上是一套以特定指标传递的、用于人才选拔的"第三者机制"。清末停废科举以后,这套传讯机制中断,官方与民众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此引起一系列后果:一方面,新的传讯指标与以往大不相同,甚至很多时候处于模糊未知的状态,成为新精英的管道变得不可预测,而横向的传讯机制则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科举的传讯功能也并未完全失效,功名可以转化成社会声望,并与其他的传讯渠道互相竞合。总的来说,科举停废使社会失去了公认的人才标准,多元竞合的传讯机制则进一步使精英的身份不易识别,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未来思想史研究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