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秘书监藏书论略

元代秘书监是元朝中央政府掌管图书收藏的重要机构。文章论述了秘书监藏书的主要来源,秘书监藏书的内容,同时还探讨了秘书监对藏书的管理和利用。

明代的藏书管理与散佚——论明代废黜秘书监的后果

明洪武十三年,将沿袭千余年的秘书监一职废黜,自此而后,明代国家藏书的管理陷入了混乱之中。由此带来的是图籍被盗、藏书楼累次被火、书目编撰挂一漏万、伪书泛滥等后果,使得明代藏书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唐代秘书监迁转研究

秘书监一职的迁转研究对于诠释唐代秘书省所承担的图籍职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数百条的秘书监迁转数据分析,唐代秘书监的迁转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秘书监的任职在始终保持自己的清望地位的同时,逐渐失去学术性质,以安史之乱为界,在品秩、职官、性质等三个方面呈现出对比性的不同。

元代传入中国的波斯阿拉伯语典籍:从《秘书监志》中的“回回书籍”说起

13~14世纪的中国与伊朗伊利汗国之间存在着空前活跃和繁荣的科技文化交流。成书于元代后期的《秘书监志》一书记录了收藏在元司天监中的23种“回回书籍”,为研究中国—伊朗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史料。对于“回回书籍”,中日两国学者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即予以关注,并在对音和释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依据近几十年来波斯文献整理和出版的新成果,对前人的相关研究略作补正。

秘书监诞生之前的东汉官府藏书建制

秘书监的出现,被认为是东汉官府藏书史上的头等大事。但秘书监又是在专门图书庋藏之所"东观"及专职馆员"校书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可不辨。而东观、校书郎及秘书监的一系列建制,又跟以"通人"为职业准入标准的兰台令史以及"作经师"的博士转任校书和著述之职的人事变迁密不可分。毕竟,"人"才是一切藏书理论与实践的重中之重。

我国古代秘书监制度

在我国古代,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典籍文献的管理,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这就是秘书监制度。这种制度是构成我国古代职官制度之一,是专门执掌国家典籍文献的职官设施,它与古代的藏书事业息息相关。凡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事业,倘若缺乏一定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将会直接影响其健康发展和进步。我国古代的秘书监制度,对于我国古代文事和藏书事业的发展,确实起了保证和促进的作用。

秘书监与南北朝文学

在南北朝,秘书监是掌管国家艺文图籍的枢纽机构,负责徵集收藏编纂各类图书、校勘典籍、文献编目,甚至奉诏编撰文集杂著,修撰史籍,修治礼乐,参议制度,起草制诏,侍从顾问,担负有多种文化职能,带有综合性学术机构的特点。不仅如此,它还是当时国家的主要文馆,其组织机构、功能职掌、人员选任都与当时的文学结缘,其创立为当时文人活动提供了一个交流切磋文学技艺的新舞台和进入文坛中心的新平台。其所从事的编纂著述、校书论文等学术、文学活动,培育了大批的文学人才,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影响到文学的发展。

来自国外的秘书监:晁衡

晁衡（日名阿倍仲麻吕,698—770年）是日本著名遣唐使,在唐历任校书郎、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阙（从七品上）、秘书监兼卫尉卿等职,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唐代的秘书监犹如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馆长,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又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一般都由学界名流出任。晁衡凭借自己的正直和渊博学识,以一个外国人升任秘书监,实属罕见。晁衡担任秘书监期间,不仅积极进行唐朝馆库的藏书建设,而且引领遣唐使密集接触唐朝的国库文献和汉籍佛经,有力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鉴真大师得以成功东渡日本,晁衡也起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今天,回顾这位友好使者及其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不仅可以看到唐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开放和博大胸怀,而且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仍具有深层的现实意义。

杨衒之“元魏末为秘书监”再献疑

关于《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是否曾任秘书监,学界尚有争议。道安《广弘明集》引傅奕《高识传》称杨衒之“元魏末为秘书监”。杨衒之北魏末任奉朝请,故元魏末当指东魏末。曹道衡指出,常景和魏收分别在普泰初(531)至武定六年(548)和武定七年(549)八月至魏齐禅代任秘书监,杨衒之只能在武定六年至七年间任职。但武定五年(547)杨衒之仅为五品抚军司马,两年内就升为三品秘书监,可能性极小(曹道衡:《关于杨衒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曹道衡已切近实质,惜尚未坐实。

温字编号考——兼论元秘书监图籍庋藏关防与收储流程

温字编号是中国古代图籍庋藏编号中的一种官库编号,钤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朱文长条印。这类编号在典志中缺乏记载,从属时代不详。经研究发现,温字编号当属元代秘书监的内库千字文编号,主要功能是提高典籍分册的归籍效率。该编号与关防印相叠是适应元代"照刷磨勘"制度的产物,目的是防止抹改冒伪。这种格式在中国古代官库图籍管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秘书监在古代文献集藏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

秘书监作为我国古代官府藏书的专门管理机构,被一千多年间的历代朝廷所沿用,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影响贯通古今,广泛而深远。

晁衡任唐代秘书监史绩考

在中国古代,作为主管邦国经籍图书机构的秘书省,其雏型虽可远溯上古,但直至隋唐才臻完善.隋唐之世,是我国官府藏书的活跃时期,且自唐初始官藏基本上集中于秘书省.适应这种需要,其时秘书省内已设有监、少监、丞、秘书郎、校书郎、正字、主事、典书、亭长等一系列层次清楚,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职官,形成我国秘书省藏书制度空前完善的体系.以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文化为背景,秘书省所从事的大量藏书活动,对当时的学术研究和撰著,对促进后世教育科学文化的繁荣。

秘书监和我国古代图书事业

秘书监,作为一种中央官府藏书管理制度,在我国沿袭了1100余年,与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秘书监”一词,其含义有时是指官署机构的名称,也有时是指执掌这一机构的长官的名称;这个称谓的含义在各历史朝代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在同一朝代也会有所不同。大体说来,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比较混杂,有时秘书监既是官署之名又是长官之名,有时以秘书监为长官之名而以秘书省为官署之名,还有时称官署为秘书寺,或称长官为秘书令等;在隋、

元秘书监藏回回书籍及其下落

元朝时,由于大批阿拉伯人士来华,大量阿拉伯文献传来,以及与西方各宗王兀鲁思的频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交往,回回文字同蒙古文字、汉文字一样,都成了元政府正式通用的官方文字。 从目前保留下来的元代公文来看,回回文主要是当时阿拉伯东部世界所通用的波斯文,即一种拼写波斯语的阿拉伯文。元史中一再提及的亦思替非文字即是这种文字。

《秘书监志》版本流传及整理略论

《秘书监志》别名《秘书志》、《元秘书监志》等,秘书监为元代掌管经籍图书之官署,以卿为长官,下设太监、少监等官。《秘书监志》于历代书目著录中皆曰十一卷,与今本所存者同,盖无阙失之故。此书成于元末顺帝至正初年,记载至元以来建置、沿革、典章、故事,亦附录司天监,后罗列当时职官题名,纤悉详录,可考核元末朝廷制度与官员情况,多可以资元史研究之用。《秘书监志》作者,历来皆题元王士点、商企翁同撰。王士点,字继志,东平人。

来自日本的秘书监

唐代秘书省为国家藏书机构，其最高行政长官秘书监“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下设著作、太史二局，著作局负责修撰碑志、祝文、祭文等事，太史局则掌管天文观测、考订历法、记录灾祥等。

古代图书管理机构——秘书监

秘书监是构成我国古代的职官制度之一,是我国古代主管邦国经籍图书的职官设施。它在我国古代官府藏书的收集,整理,编目和利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古代的典籍文献保存在官府或宫廷。远在周代时,史官是典籍文献的职掌者。秦代时,则有御史、博士执掌典籍文献。这些职官的设置为秘书监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东汉时,为了适应官家藏书不断发展的需要,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第一次设置了总管汉代藏书的机构——秘书监,并规定秘书监设官人数,职责和隶属部门。“秘书”之名即掌管禁中图书秘记之意。这是因为古代典籍源于官府的档案,文书、法令,秘记。并作为机密典藏皇室秘宫。在三国时,封建割据的魏、蜀、吴都按照东汉的职官设置各级官吏,秘书监的设置也被继承下来,魏文帝曹丕就曾经设置秘书监掌管艺文图籍之事,还增没秘书监的职官。晋代,秘书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秘书监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除了典掌图书文籍外,还从事著作之务。南朝时,宋、齐、梁、陈四代都因袭旧制设立秘书监掌管文化典籍。

元代曲家王和卿新考--以新见《秘书监志》《开州志》材料为中心

任中敏先生最早提出王和卿即王鼎说。孙楷第先生据《危太仆文续集》中材料,认为蔚州人王鼎即元曲名家王和卿,后又对此加以否定。学界对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由新见《秘书监志》《开州志》材料出发,与《录鬼簿》《南村辍耕录》等材料互相印证,蔚州人王鼎确为王和卿。这一结论的确定,不但解决了王和卿的籍贯、身份诸问题,对于考证关汉卿等其他元曲作家,亦有重要意义。

从《秘书监志》看元代的公文

《秘书监志》是元代记载秘书监工作的一部志书，其中引录的元代官方文书成为研究元代公文发展的珍贵资料。圣旨、表、笺等文书大量出现并且反映了元代文书的一些特色。所载书中的图书、档案、文献保管等材料为进一步研究元代公文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文书材料。

关于秘书监督上司

现在大家都谈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强调经营者管理企业、管理员工,却极少谈经营者也是被管理者,以及谁来管理经营者的问题。 一般来说,由于管理混乱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往往与领导班子特别是经营者的素质有关。经营者素质的提高固然取决于其本人的主观努力,但同时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中建立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尤为重要。基于这种认识,拙文就秘书监督上司这一约束机制中谁来管理、监督经营者的问题,斗胆提出管见,以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