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地主与国家:从成都平原租佃纠纷看民国时期佃农保障政策的实际执行(1946-1948)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土地租佃制度的研究有了很多新的关注,展开了一些有益的争论。这些争论有的是基于不同区域的经验式研究,有的则是对于不同资料的利用和解读。本文拟通过分析国民政府的佃农保障政策及成都平原一些租佃纠纷案件的处理,观察国民政府在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对租佃关系的调节和控制,由此观察佃农、地主与国家的关系。

民国租佃纠纷之基层司法实践——以新繁档案为视角

一、民国时期土地政策立法及其动因(一)土地政策和立法状况土地问题,历来是治国安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国时期的农村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民国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地权集中与使用分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与地的紧张关系越来越明显。当时所面临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经济现代化问题是与土地制度变革息息相关的。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租佃关系初探

清代江南官学主要采用了出租学田收取租息的经营方式,地租形态不一而足,既有实物定额租制,也有货币定额租制,两者在学田的地租形态中都占有一定比重,部分学田甚至同时收取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学田租额多少,一般视田地面积、位置及土地肥瘠程度而定。官学学田的租佃关系比较复杂,出现了支付顶价取得田面权,再将田面转租给其他佃户而成为业主的"一田两主"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官学的性质有关,对官学的管理者教谕、训导来说,其本职工作是维持官学的正常运作,经营学田有着种种不便之处,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学田时常被谋求更大利润的租户转租顶卖,被豪强势要霸占或遭胥吏侵蚀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研究

近代以来,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理论出发,对中国佃农的独立性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真正从实际调查材料出发所进行的实证还是比较少而且薄弱的。根据近代以来对中国地主与佃农之间关系的各种实际观察和调查资料,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并不像以往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薄弱。而佃农对于地主之依附性的存在,一则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如生产资料的不足等,二则由于知识的缺乏。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与交租问题

减租是抗战时期中共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之一,这一政策从实践层面可分解为两个重要环节,即地主减租与佃户交租。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并非一帆风顺,主佃双方围绕减租与交租展开激烈较量。在租佃纠纷解决中,政权力量已经显现,展现了中共与地主和佃户三者在此过程中关系"互动"的基本图景。同时,在租佃过程中宗族血缘认同渐趋浓重,既显示了宗族组织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又透视出它对中共政策的某种抵抗力。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经营实态述论

清代各级官学作为国家统治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处于国家的强力控制之下,对所属学田无法拥有独立的经营权。清代江南官学学田所采用的地租形态不一而足。对官学的管理者教谕、训导来说,其本职工作是维持官学的正常运作,经营学田有着种种不便之处,也就不得不放弃经营权的独家掌控,给租户较大的自由空间。但在实际经营的过程中,学田时常被谋求更大利润的租户转租顶卖,而被豪强势要霸占或遭胥吏侵蚀的现象也所在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