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制度分析

任何一种制度变迁,都是相关利益主体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后选择的结果。唐中叶时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衡了各自的成本收益后作出的选择。由于两税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两税法的设计过程中,唐中央将下级政府的利益纳入考虑因素,使得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推行起来阻力较小。

《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租庸调”新考

《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租庸调及其数量一段文字,长期以来受到古今学者的怀疑和批评,清代学者辨之尤力。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考察,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新看法。

均田制与租庸调关系的辨析

判别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租税合一与否。一般认为租庸调是租税合一形态,按说据此来判定均田制的性质应当是很简单的事,但何以在具体研究中仍有很大的分歧呢?原因虽多,而主要的是没有真正搞清租南调与均田制的关系。 租庸调与均田制的关系,是唐史研究中似成定论而实际上并未解决的老问题。论者多习惯于将租庸调法作为一个整体来与均田制对照考察,忽视了其是三个因子(租粟、调绢、代役庸)和两个范畴(赋税、徭役)的综合体,缺乏具体分析,因而形成了租粟出自口分田、庸调出自永业田的片面的和错误的说法。五十年代史学界曾就此问题展开过讨论,后来仍沿用了传统的说法。今旧题重拾,再予辨析。

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对唐前期经济繁荣的影响

唐朝自开国到玄宗开元、天宝间,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达到封建经济繁荣的高峰,考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财政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均田制的颁布和租庸调法的施行,对唐前期经济的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

《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 ,当以何家为正 ,后世诸说纷呈 ,本文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 ,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 ,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

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及执行失效

从均田制自北魏至隋唐屡次变化之异同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古代封建政权的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之间的联系,将唐朝租庸调实行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列出。从税收制度本身、执行过程、指导思想等方面分析租庸调制作为唐帝国税收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唐朝税收制度改革的必然。

对于唐代租庸調数量討論的几点零碎意見

看了張旭光、唐森二先生讨论唐代租庸調数量的文章(見史学月刊1958年第2期和第5期),我談不上有什么新的意見,只想摘录一点资料,供張、唐二先生討論时参考。(一) 新唐书租庸调数量记载的错误唐代租庸調数量的文献記載,基本上是兩类焕嗍峭ǖ洹⑻苹嵋⒕商茣⑻坡墒枳h。

试谈对租庸调的看法

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时期占着很大篇幅。封建社会时期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广大劳动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土地问题是封建社会的主要问题。本期张博泉先生试谈对“「租庸调」的看法一文中,分析研究了从春秋到唐代赋役制度的发展过程,同时又分析研究了「占田」制度和「均田」制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直到今天在历史工作者中对这两个问题没有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从「占田」制看,有人把他了解为劳役地租,有人把他了解为整顿国家税收,张先生认为是征收佃租的一种标准。从「租庸调」赋役制度看,有人主张他是和「均田」制度相适应的赋役制度,有人怀疑唐代「均田」制度是否真正推行过,有人否认「租庸调』制度和「均田」制度之间的关系;张博泉先生一方面分析「租庸调」力役制度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关系,两税制出现与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又探求「租庸调」制度和东汉以后「租庸调』制度的继承性,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给我们今后继续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希望对于这一问题有研究的同志们,能够多发表自己的意见。

略说唐代的“租庸调”制

在我国封建赋税史中，府代前期施行的“租庸调”制是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持续推行长达一百数十年之久，对唐初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和稳定作用。这一赋税制度当时还增远播海外，成为日本建立封建制国家，进行“文化革新”而仿行的一项主要内容。

租庸调法的“庸”何时制度化?

与均田制相适应的力役制度,自北魏开始,历经北齐、北周,至隋仍因袭之,但到开皇十年(公元五九○年),隋文帝作了局部改动。据《隋书·高祖纪》所载:开皇十年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同书《食货志》对此事则记叙稍详:"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这就是允许应该出差徭的人不亲自赴役,而交纳庸值作为代替,于是力役变为"庸"。

从“租庸调法”到“两税法”

唐朝初年，社会经济凋敝，其户不满300万，不及隋朝最盛时900万户的1／3。到了贞观初年，中原地区还是“莽荡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破败景象，恢复经济成为唐朝的首要任务。

唐代租庸调法研究

一、唐代均田法令和赋役法合之史的考察从唐高祖李渊在六一八年建立了唐政权以来,一直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在此一百二十年内,唐政府在关于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方面先后曾制订并颁布过几道法令:第一次是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所颁布的只是关于如何向民户榨取赋役的办法。此事在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二年只简单地记了一句,『二月乙西初定租庸调法』。其事目则又只见于通典食货典的赋税下篇和唐会要卷八十三的租税上篇,而两处所载亦均非当时法令全文。会要所载也极简单:『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通典所载文字较长,而会要所载各事却有一大部分被漏略了。其全文如下:『[大唐武德]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僚之户皆从半输。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分以上免租,损六分以上兔租调,损七分以上课役惧免。』我们把会要和通典两处所载的拼合来看,仍然不见有关于服役或折庸的任何规定。(通鉴卷一八七于武德二年二月载:『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正,锦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文字与会要全同。

唐代的均田制與租庸調——对鄧廣铭同志“唐代租庸調法的研究”一文的商榷

鄧广铭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一文,这篇论文的主要论占是:"以陸贽和马端臨为代表的认为租庸调法与均田制度不可分的这种看法是产不正确的","然则租庸调法和均田制度之并无何等连带关系,豈不断然可晓了吗?"鄧同志下了一番考据工夫得出这个论点后,觉得这样说法还不够圆满,因为封建剥削形式与封建制度的基础——土地所有制是密切联系着的,那么,说租庸调法与均田制毫无关系豈不是违背了这个原则。因此,又再下一番考证工夫,说明唐代根本没有施行均田制,均田制只是"纸上空文",并且说:"

租庸調與均田有無关係

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所载鄧广铭先生唐代租庸调法研究一文,认为租庸调法与均田没有关系,实难令人首肯。茲依鄧文顺序,进而二商量之,期得到合理之结论。铃木俊之意见,鄧文已有摘译,要旨想不外如是。一、新唐书一,琥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通鑑一八七,亦於二月十六日丙戌之前,书"初定租庸调法"。惟通典六及会要八三所载均未提及"庸",鄧先生因认"庸"字为新唐书、通鑑所误加。按会要之文比通典简略得多,鄧文亦已承认"会要所载各事却有一大部份被漏略",会要可漏略,安见得通典不可漏略?此据通典、会要而推定新唐书、通鑑为误加"庸"字之未必真確者一。鄧文亦已提出通典所载二年制末尾明有"损七分以上课役俱免"之句,又册府元(?)四八六武德二年十二月七日勅,规定"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如果二月乙酉之制不提"庸"。则"役"字从何说起?

唐代西州青苗簿与租佃制下的地税

隋朝与唐前期,在征收租调的同时,还征收户税与义仓地税。户税据户等按户征收;租调力役按丁,而不管其“受田”之多、寡,有、无;义仓地税则经历了按亩征收与按户等征收的变化。隋唐时期,租佃制已很盛行(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尤其如此)。租佃制对租庸调以及户税的征收没有直接影响,而对义仓地税,则有由谁交纳的问题。

唐代“两税法”新探——基于“掠夺性统治理论”的分析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削弱是两税法产生的关键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是两税法发展的前提,而低贴现率则保证了两税法的先进性。但是,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制约作用,又是两税法迟来和低效的重要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最终将负担转嫁于民众,产生了种种弊端;低贴现率在战争的影响下也最终难以实现,唐代的两税法并不能挽救其走向衰落的命运。显然,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对唐代岁入政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既促进了两税法的改革和发展,但同时也是造成两税法执行力度有限、弊端和低效的重要动因。

唐初统治集团的重农思想表现及其发展农业的措施

以李渊、李世民父子为首的唐初统治集团的重农思想主要表现在 :“抚民以静”的无为而治思想 ,“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农为邦本”的”农本思想 ,和“偃武修文”、“去奢从约”的思想。在这些重农思想的指导下 ,唐初统治集团在发展农业方面采取了裁汰冗员 ,择善任人 ;推行均田制 ,奖励垦荒 ;实行租庸调法 ;增殖人口 ,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 ;兴修水利 ,防治水旱灾害等一系列开明、进步的措施。

读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

读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卢向前先前尝读李锦绣刊怖之各单篇论文，①觉其读书为文甚勤，而诸文中精妙之出比比皆是，显露出非凡才华。钦佩之馀，因了同承师门之缘会，②亦每每与她通信商讨一些学术问题。而於此前即後，知其在撰写大部头的唐代财政史著作，有关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