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汉口德租界堤防码头工程揭秘

100多年前,外国人在汉口江滩修筑了防水墙和驳岸。100多年后,武汉人把汉口江滩改造成天下一流的江滩公园,世界为之瞩目。《江岸区志》(2009年)记载:“1861年后,英、德,法,俄、日等国相继在汉口开辟租界,并在沿江修筑红砂石驳岸、滑坡、码头、‘江踏子(礓䃰子)’。由于各行其是,所修驳岸高度不一,结构各异,质量亦殊。1865年,英租界开始在其江段修筑堤防,当年,沿江半英里长的首段堤防完工。1896年,俄租界也修筑了堤防。1898年,德国在其租界内沿江0.75英里长的江段修筑堤防,次年5月30日,德国普鲁士亨利王子为德租界堤岸奠基。1901年,法租界着手修筑堤防。该堤防虽然较英、俄、德短,但工程最为壮观。至此,四国租界占据的江岸全部筑了堤防。稍后,日租界也修建了400多米长的堤防。”

1939年天津租界事件与美国的因应

天津租界事件是1939年远东复杂局势的一个缩影.租界封锁初期,美国就因侨民安全和商业利益,以非正式的形式对日交涉,在行动上与英、法既有协同也有保留;«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后,美国立即废除日美商约,以强硬姿态震慑日本;在英、日关于具体问题的谈判中,美国亦发挥牵制和拉动的作用,防止英国过分妥协,迫使日本做出让步,该事件以英日达成协议而告终.美国对天津租界事件的因应举措,折射出二战爆发前后其远东政策的复杂面相,即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掣肘、先欧后亚的战略考量以及在中日间实力的权衡.随着英国在远东的日渐式微,美国逐渐成为领导远东事务的重要力量,在日德同盟及日本“南进”的趋势下,美国援华制日的政策也更为明晰.

江汉关不在英租界

江汉关在汉口原英租界范围内吗?江汉关的前身是英租界警察局,“百度”描述为“江汉关在英租界的核心地段”,很多武汉人也以为是这样的。真是这样吗?我们看看与英租界有关的两个中英双方签署的条款。先看,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汉口租界条款》规定:“定准汉口镇市以下街尾地方,自汉口江边花楼巷往东八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量得共长二百五十丈,进深一带一百一十丈”“令立明四至,用石块上刻大英国地基字样,共合地四百五十八亩零八十弓”作为大英帝国在汉口的“租界”。显然,江汉关不在英租界范围。

从“业余爱好者”到“交响乐队”——汉口租界时期西人音乐团体的历史叙事

汉口租界历史中,“飞地”音乐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众多古典音乐团体在此兴起,为外国人社区带来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从早期以“业余爱好者”为主的音乐社团逐渐发展为一支拥有职业音乐家的“交响乐队”,标志着汉口飞地音乐由英国人的娱乐消遣,逐渐演变成西方古典音乐的传播平台。这支交响乐队的兴衰,不仅得益于曾活跃于汉口舞台的音乐爱好者和职业音乐家,而且还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古典音乐的繁荣紧密相连。

略论马路与苏州日租界的早期兴衰

《马关条约》后苏州开埠,日本在苏州设立专管租界,并强行指定胥门、盘门对河一带为界址。为防止日租界势力向北渗入苏州城内,苏州地方官员提出北侧十丈官地不划入租界。此后在张之洞等支持下,先行修成沿护城河即京杭运河的四丈官路,这也是苏州首条新式马路。沿河马路修成后,加上马路南侧西式建筑的出现和苏纶等工厂的开工,为苏州日租界的早期繁荣奠定了基础。随着沿河马路延伸至胥门、阊门,租界内外的商业争相迁往人口更加稠密的苏州城西,苏州日租界随之日趋冷落。

被“租借”的天津:以《四凤楼》《租界生活》《小洋鬼子》为中心

近代,包括天津租界在内的“旧天津”处于半殖民境况,呈现出驳杂含混的面貌。周凡恺、王上合著的小说《四凤楼》与鲍尔兄弟于耄耋之年书写的纪实性回忆录《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The Ford of Heaven)、《小洋鬼子: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Little Foreign Devil)聚焦天津租界,从自我与他者的视角、想象与回溯的维度,在中西互文与虚实含混中透视被“租借”的天津,试图呈现天津租界中外民众的隐秘心理及其背后指向的身份矛盾。

天津市法租界中心花园历史文化街区复兴

中心花园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天津市原法租界的中心地带,是最能代表天津法租界景观特色的精华之地,是近代天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天津近代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城市发展应具备长远眼光,完善街区的综合功能,更好地保护中心花园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文化风貌,使街区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人文和物质资源优势。本文深入分析天津中心花园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与发展历程,对历史街区的活化利用进行探索与总结。

天津近代租界区历史环境保护与再生策略评价研究——以先农大院为例

历史环境是塑造城市特色、彰显城市文化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历史环境保护与再生成为城市更新关注的热点。当前研究成果中对历史环境采取的保护再生策略实施使用后评价研究较少,既有案例难以通过再生策略的评价来支持后续的保护工作。本文以天津中心城区典型近代历史环境案例——先农大院为研究对象,采用公众调查、建立评价体系和定性定量评价结合等方法对其历史环境再生策略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先农大院的保护在艺术审美、公众认知程度、运营管理策划层面的优势和周围相关基础设施资源配套不足等现状问题,以期通过对现状资源的整合与再配置,为该街区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依据和参考。

“酬德”与“安民”之间:清政府在天津德租界划立过程中的取舍

1895年,德国以“助收辽地”有功为由,向清政府提出在天津划立租界。清政府为表示“酬劳之意”很快同意。双方划定租界之后,因德国出价太低,遭到当地绅民的坚决抵制。一方面是德国挟收辽之功步步紧逼,另一方面是小民可怜且民情激愤,两难之下,清政府不得不“由官筹款”,对让地百姓进行贴补。贴补总额共约12万两白银,财政拮据的清政府多方凑拨,才筹足贴补银。

民国时期上海租界问题述论

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清末时局变动中经几度扩张,占据很大地盘,并逐渐形成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市政管理机构,成了独立于中国政府的“国中之国”。民国时期,租界续有扩展。然随着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上海市民和中国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声日高,从“五四”上海市民要求租界的华人参政权,到五卅运动中群众性要求收回租界的斗争,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在收回租界问题上的努力,使上海租界问题在民国时期上海政治中日趋突出,引人注目。 民国时期上海租界状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同年11月3日,上海宣布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结束了清皇朝在上海的统治。沪军都督府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施政中都面对着清代留下来的租界问题。1912年3月,民国政府通商交涉使为公共租界越界设立捕房一事致函工部局说:“

论“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

多年来,学界对与上海有关的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采取的主要文化视角是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现象,也留下了一些盲点。鉴于此,根据现代时期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区别。"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维度、新的尺度、新的空间。

试论中国租界法制的传播与普及——以上海租界法制的传播与普及为中心

随着中国租界法制的产生和发展,其传播与普及也开始了。这种传播与普及有它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三大"不同",即中国租界的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制不同、中国租界的城市法制与中国的农耕法制不同、中国租界与租界之间的法制也不同。要使广大民众了解、接受中国租界法制,实施这一法制,不传播与普及不行。中国租界法制的传播方向主要有两个,即租界向华界、租界向租界的传播。它的传播与普及方式有多种,主要是告示、口传、书籍、报纸和庭审等。这种法制传播与普及的结果包括:为现代城市建设作支撑,给规避法制留下了空间,便于华界移植租界的法制,促进中国租界法制研究的开展等。

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

近百年间,我国曾有过多少个外国租界?面积有多大、起讫日期如何?可谓众说纷纭。本文将提供确切的统计数字。为明确"租界"的定义,一要将租界与殖民地区分开来;二要将租界与"外国人居留地"区分开来;三要将租界与割让给外国的军事基地等区分开来。本文认为,中国租界属于引进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笔者根据十几年来查阅资料并做实地调查,考定中国租界的总数及各地的分布情况,指出租界分布的比重悬殊性、地区集中性(所占全国领土比例极小)和发展不平衡性。此外,本文还考证了中国收回各租界的准确日期。

租界的起源和上海公共租界的形成

关于“租界”在上海形成的过程,从三十年代《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中的有关论文到最近发表的一些上海租界史论著都存在许多误解和不符合事实的记载。本文的目的对这些误解和不符合事实的记载加以澄清。第一,公布《1845年章程》

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以天津英租界地五大道规划与创意改造分析为例

该文采用实地与线上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在城市天津的著名城市区域:英租界地五大道进行了调研,着重对五大道的整体规划、民园体育场这处城市开敞空间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相关解答方案,从而以更加成熟、多角度的方式看待城市规划问题。

天津租界图书馆的历史及藏书遗存探微

本文介绍了天津图书馆馆藏近代天津英租界图书馆、法租界图书馆、意租界图书馆的情況及其藏书遗存,阐释了这些历史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及社会发展史的重要史料价值,提出开发与利用这些历史文献的必要性。

上海法租界早期法制与评析——以《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为中心

上海法租界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建立的租界之一,其早期法制也是中国最早产生的租界法制之一。这是一种由上海法租界早期制定或认可,仅在上海法租界施行的自治区域法制。这对于今天研究上海租界法制乃至中国租界法制都不可或缺。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保留下来上海法租界早期法制的资料不多,给这一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上海法租界史》一书提供了一些有关上海法租界早期法制的重要资料。它在记载上海法租界早期发展史的过程中,记录了当时一些比较重要的法制材料,其中包括了法制机关与一些重要的规定。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当然,今天在研究与利用这些资料时,还要关注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以致对上海法租界早期法制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上海法租界早期距离今天已有一个多世纪,但作为上海、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最早出现的近代区域法制之一,仍可为上海、中国今天的区域法治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孤岛时期的上海公共租界与日本的图谋——关于中立问题及警察权、司法权的争夺

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全面抗战爆发并陷入“孤岛”状态后仍与日方展开了周旋。在最初一段时间,双方围绕全上海中立化提案、浦东与南市中立化提案、日军舰艇移动与租界上空禁飞等问题进行过交涉,但原本“租界主动、日方应对”的形势却在此后被“日方主动、租界应对”所取代。尤其是1937年11月—1939年2月,日方曾利用租界内各种抗日事件为借口向工部局施压以谋求租界的警察权,并取得了一定收获。进而又自1939年4月起勾结伪政权一道向司法权发起挑战。他们虽然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法试图控制租界的特区法院,但终究由于当局的抵抗以及日方内部的矛盾而未能得逞。

东亚炮舰外交危机:日美英法对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博弈

1939年的鼓浪屿事件是观察日本摸索应对在华公共租界之道的重要案例。1939年5月,日军派炮舰及海军陆战队登陆鼓浪屿公共租界,并向工部局提出改组公共租界行政的五条要求。这是抗战爆发后日本首次同时向英美法三国进行炮舰外交。三国一改往日对日妥协的态度,首次在东亚组成统一战线,拒绝日本要求并派出炮舰与之对峙,双方交涉长达五个月。事态的恶化超出预估,隐然有因鼓浪屿弹丸之地而导致日本与欧美列强开战的外交危机。谈判中日本态度一变再变,但英美法坚持合作,直至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撤军,美国独木难支,才最终同意在工部局中多任命一名日籍警务督察,鼓浪屿事件因此落幕。反观日本,其进退失据的举措使其未能染指工部局的行政权。此次事件既反映出抗战的国际性,也反映出全面抗战初期日本对外关系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