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从异化走向本土文化——论佛像艺术从希腊化走向印度化

佛像艺术希腊化形式是表面上的异化形式,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表象。历经岁月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内在思想体系和艺术矛盾关系的确立,佛像艺术希腊化向印度化的过渡逐步完成了。

佛教偶像起源及其在贵霜朝的交流

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即位于公元78年。佛教偶像起源于迦腻色伽初期,初期的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各自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在贵霜王朝统一的大背景下,两个流派在自身演变过程之中,吸收了对方的风格,各自也发生了丰富的变化,由此对中国初期佛像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印度佛像初传中国的阶段性与各阶段的传承性

汉晋佛像的发展可划分为3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分别是:东汉中期施无畏印、袒右肩和通肩衣并存,东汉晚期施无畏印、通肩衣,吴晋时期禅定印、通肩衣。上述特征反映了印度早期佛像不同时期粉本的传入,体现了初传中国佛像的阶段性差异。同时,汉晋佛像仪轨特征在各阶段还存在传承性关系。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吴晋佛像与康僧会"设像行道"等记载,在地域和时间上都可以相对应。长江上游地区佛像来源缺乏记载,但佛像出现最早,且第一、二阶段佛像特征变化与印度初期佛像发展趋势同步,暗示此地存在畅通的佛像传播途径。

摇钱树佛像身份探微——与温玉成先生商榷

摇钱树佛像的项光、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等特征,具有明显的印度佛像特点,并且杂糅了印度早期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树与佛相结合,既表现了佛陀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又反映了早期佛教艺术象征性和具象性的结合,它是佛陀形象出现之前的象征物,发展到独立造作佛形象之时,中间的过渡产物。摇钱树佛像的性质与西王母神灵相似,可称为"佛神模式"。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为唐代仿制,摇钱树佛像与太上老君或老子像没有相似之处。

造型与技法——笈多艺术对中土佛像的影响

中国南北朝的佛教雕塑与绘画多受天竺笈多佛教艺术的影响,反映在造型与技法方面尤为显著。秣菟罗佛像的大衣轻薄贴体,如水浸般隐约显现身体轮廓,自双肩垂下的U字形衣褶形如水波。秣菟罗创造的这种轻纱透体的'出水式'法服,成为五六世纪天竺各地雕造佛像竞相模仿的典范。炳灵寺第169窟雕造的立佛与云冈第18窟镌建的佛像,从形体造型到服饰样式,显示出极为清晰的秣菟罗笈多佛像'体法'。成都发现的阿育王像和青州出土的诸多北齐佛像,流行薄衣、隐现肌体,显然受到了秣菟罗笈多佛像造型的影响。据印度《毗湿奴最上法往世书》,古代天竺绘画技法的核心是晕染,即'天竺遗法'。阿旃陀石窟晚期壁画采用晕染、点生和高光等多种技法,尤以晕染与高光合璧最为常见,整个人体造型立体效果明显。这种技法,后来在龟兹和敦煌等早期石窟中广泛采用。此外,'佛事画''张家样'创立者张僧繇537年在建康一乘寺画'凹凸花',与阿旃陀晚期壁画的绘制年代大体相当。中土现存最早的纪年'凹凸法'画迹,是大同新发现的469年绘制的石椁板。作为保守的宗教艺术,笈多佛像的造型与技法,对南北朝'佛事画'与雕塑的创作产生了相当影响。

南京博物院藏彭山陶座佛像考

现藏南京博物院的彭山佛像是首见于陶座的佛像,其座并非摇钱树座,过去研究对该佛像的引用和描述错误甚多。其年代应为东汉晚期,而非蜀汉。彭山佛像图像志来源融合了犍陀罗和秣菟罗特征,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日本早期佛像的图像志产生了影响。

齐梁时期佛教造像探析

迄今长江以南地区发现了不少南朝齐梁时期的佛教造像。如以造像中的单个佛像为单位,可将齐梁时期的佛像分为两类五型,并以梁普通年间为界分早晚两期:早期佛像有较明显的秀骨清像,坐佛流行悬裳座,立佛流行素面馒头状肉髻;晚期佛像逐渐体型丰满裸露,坐佛佛衣下摆收缩,立佛流行螺发。'齐梁风格'可以解释两期佛像风格的成因。齐梁风格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社会风潮的变化以及对秣菟罗艺术因素的吸收借鉴。

长安古韵 盛世佛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佛教造像选介

佛教发端于印度,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古代长安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中枢。魏晋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云集长安弘传佛教,长安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之一。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北魏前期更多地借鉴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风格,佛像以面颊丰腴、躯体壮实、着通肩大衣为特征;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造像全面受汉文化的影响,以秀骨清相、褒衣博带的士大夫形象为主要特征。北魏末至北周末,佛像又转为丰颊方颐、体态壮硕,重新回到北方民族的审美标准上。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