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大墓石磬文字与石鼓文、侯马盟书

文章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从字形的同构、异构两个角度对秦公大墓石磬文字、石鼓文、侯马盟书三者进行共时比勘,以求揭示汉字在春秋时期形体发展的趋势和演变特点。

陕西宝鸡太公庙秦公大墓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比照秦“九都八迁”的东迁路线及其文化内涵,位于陕西宝鸡太公庙一带的秦公大墓,“乐器坑”出土的秦公镈、钟,以及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址聚落、国人墓葬等文化因素,都与秦第五“都城”—平阳关系密切。简报拟对此次大遗址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秦公大墓及其相关设施予以介绍。

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入”与“出”——评尹西农关于秦公大墓的“报告”与“纪实”

(一)1986年5月到8月,关于秦公大墓的报导,在太空回荡了九十余天,震动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直到这时候,尹西农,这个“的确来晚了”的《宝鸡日报》社的记者,才推出了他的纪实文学《秦公一号大墓之谜》(《科学文艺》1987年第2期)和报告文学《秦公大墓》(《延河》1987年第2期)。这虽然是两份迟到的报告,但它却象一股热浪,伴随着雍城古原上挥动的洛阳铲声扑面而来,旋即在读者面前撞开了一部神奇而又丰富的先秦“百科全书”,展现了一支由知识分子和雍地普通农民组成的掘墓队伍,形象地表现了他们求实、献身和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

秦公大墓发掘记

一场历时10年的考古大发掘,一座遭遇过200多次盗掘的大墓,一场屠戮186人的残忍仪式,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深达24?m的地下行宫究竟隐藏着什么?解开谜题的钥匙究竟藏在何处?掩藏在地下的秘密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就让我们一同追随考古队员的脚步,在泥土与碎片中揭开这个残暴墓主人的真实面目。

非热门古墓葬类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利用研究——以秦公一号大墓为例

秦公一号大墓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其可观性较差、地处偏远、体量较小,故相关保护利用研究较少。通过秦公一号大墓现状的考察研究,配合秦雍城大遗址规划确定定位,从丰富展陈内容与文化景观、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亮点提升、文创开发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放大秦公一号大墓现有优势,加强互动性,以发挥其先秦文化展示教育作用,提升先秦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播效率,拓展非热门墓葬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方式。

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马骨遗骸古DNA研究

本文对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出土的10个古代马进行了古DNA分析,成功获得了7个古线粒体DNA数据。古DNA序列分析显示部分古代马的线粒体DNA世系起源于欧亚大陆西部。通过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中国古代马的序列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秦公一号大墓部分古代马的基因型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在西北地区出现,并且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在宁夏、内蒙古地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表明西北地区是家马进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另一方面表明秦人与北方游牧人群存在广泛的交流活动。共享序列搜索显示秦公一号大墓古代马FX4和FX5基因型与汗血马有关,通过进一步对比中国古代马与土库曼阿哈尔捷金马的遗传关系,发现汗血马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通过贸易引进到西北地区,远远早于汉代。

春秋 秦公大墓石磬刻字

石磬于一九八六年出自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该墓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位于今南指挥村秦公陵园之内,是雍城秦公陵园区首先被发现、唯一被发掘的一座大墓。

陕西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一号坑考古发掘简报

2007年7~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和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对雍城秦公一号大墓的一号坑进行了考古发掘。经发掘,坑内出土5组木车,每组车有挽马两匹,车下有殉人(驭手)坑,出土大量殉牲和各类车马器、车马饰。一号坑位于大墓西南侧,并非秦公陵园布局的“定制”,推测为大墓建成后祭祀秦公时使用,当为祭祀坑。一号坑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进一步了解秦公陵园布局和内涵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陕西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二号坑2019年考古发掘简报

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二号坑位于墓葬东南,平面形状为“凸”字形,由通道、坑体两部分组成。2019年考古发掘工作对坑内填土、盗洞情况有了较为清楚地了解,盗洞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及各种质地的器物,反映了坑内陪葬品内涵,有助于做好未来发掘的现场文物保护工作。

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与秦史研究的新认识

历时十年的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和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是我国考古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尽管大墓被盗掘多达二百四十余次,发现盗洞就有二百四十七十①,破坏严重,但是仅就目前已经公布的材料来看,应该说收获还是巨大的。因为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墓葬和遗址的价值并不单纯在于出土文物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所发现的各种现象能否体现和说明当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和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

新見“秦公簋”銘文辨僞

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以下簡稱'《銘像集成》')04252收録了一件私人收藏的'秦公簋'(圖一),蓋内鑄有銘文'■公作寶■',傳出自甘肅禮縣大堡子山。[1]《秦出土文獻編年訂補》稱爲'某氏秦公簋'。[2]吴鎮烽《金文通鑒》系統已將其名稱改作'秦■簋'。

秦墨书竹筒与乐器“簧”

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件竹质漆筒,上有墨书四字,其中的"簧"字,应指拨奏体鸣乐器簧,即至今仍流传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口弦,而非指吹管乐器笙、竽或其簧片。竹筒应为存放簧之用,而非笙、竽的管或其它零部件。

论国民政府时期的文物法令与文物保护

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可以追溯到较早的时期。早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高峰时期的唐代,就曾有过规定:若得古器物形制异常而不送官者,以坐赃论处。从统治者来说,发布这样的法令,其目的是为了搜集天下奇珍异宝供自己赏玩,而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文物流散于民间,既容易遭到破坏,也极可能在流传过程中散失湮灭,而集中起来则既便于统一保管,也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工作,是从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

田野考古中的钻探技术

钻探是指利用一种简单的工具由地表向下钻孔,通过对地下提取土样的观察和辨认,以了解地层的堆积情况。考古钻探是指用一定的方法和程序以探明地下古代文化遗存为目的的钻探。钻探自被田野考古采用以来,便成为考古调查的重要手段。钻探是有条件的。

谈谈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机制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近年来又出现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观点。这些观点,就特定时代和特定事件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一经普遍化,绝对化,就成为问题了。在这种观点支配下,势必导致否定统治阶级在创造历史和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也势必导致贬低和缩小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历史作用。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观点,既不符合唯物辩证法。

秦都雍城考古录

春秋初年,＂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自秦襄公（前777~前766年）首次立都于西犬丘（西陲）,之后的500余年间,秦国逐渐东迁,历经了秦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处都、城、邑,史称＂九都八迁＂。按照目前学术界对秦＂九都＂各自功能与层次结构的研究,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大郑宫起,止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自雍徙都咸阳＂,秦置都雍城达327年之久。

富足与缺憾——关于《法门寺地宫秘闻》及其它

一与传统的、也与尹西农过去的报告文学注重单点单线写人不同,在《法门寺地宫秘闻》中,作者追赶着全景集合式报告文学的大潮,从新闻上溯到历史,注重知识与信息的集纳,拿出周详的历史调查,从而舒展一幅佛骨流传的漫长画卷。这里,有释迦牟尼安祥的圆寂,窣堵波形状的八级佛塔的来历,阿育王对佛骨的分送,法门寺的兴衰史,还有那个拾玉镯的孙玉姣的天真无邪、一次次迎佛骨的盛况。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加快陕西文物事业发展

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是历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和伟大创造力的见证,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即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它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和力量.

西部学子——杨曙明

杨曙明,男,生于1976年9月,陕西凤翔人,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宝鸡炎帝研究会和宝鸡周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宝鸡地方志专家委员会成员、宝鸡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宝鸡社科讲堂主讲人。2014年荣获＂宝鸡市最美社科理论工作者＂。长期从事历史文化和区域经济研究,著有《雍秦文化》《凤翔史话》《秦文化解读》和《凤翔东湖》《雍城秦公一号大墓》《仙道金台》（合著）。先后在《中国文物报》《秦汉研究》《秦文化论丛》《陕西日报》《宝鸡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