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分析——以商洛市为例

中国扶贫瞄准单位已下沉到农户单元,发展和完善农户尺度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扶贫效率的关键。通过借鉴"人""地"和"业"关系理论构建了"能力—资本—环境"多维贫困综合评估框架,以秦巴山特困区商洛为例,通过多维贫困测度体系对农户进行综合测度,识别样本区多维贫困户,进而与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了多维贫困发生的主要影响机理,最后依据多维贫困户剥夺维度的组合划分不同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有245户被识别为多维贫困户,239户被识别为非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户与非多维贫困户在能力维度、资本维度和环境维度均存在较大差异;②有84.08%的多维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重叠,多维贫困户在综合维度和单维度的贫困程度均较深;③多维贫困发生主要受"人"的发展能力和生产能力、"业"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地"的地理条件和区位的弱势或剥夺的影响;④多维贫困户划分为发展缺失型、复合贫困型、生存环境恶劣型和综合贫困型4类。

秦巴山连片特困区地形起伏与人口及经济关系

为了探讨地形要素对连片特困山区人口格局、经济布局和贫困程度约束作用,基于Arc GIS10.0空间分析技术与SPSS18.0统计分析工具,利用SRTM3-DEM数据,分别对中国典型贫困山区——秦巴连片特困区80个县区的地形起伏的空间特征,地形起伏与人口经济格局之间关系进行探析,并且对秦巴山区发展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秦巴山区各县区地形起伏、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递减的梯度空间规律。2.区域地形起伏与所在县区人口密度、三次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即地区地形起伏越大,人口密度越小,经济发展受限制越强,相反地形越平缓,经济活动则越活跃,人口的空间分布更为集聚。3.地形起伏度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但对秦巴山区深入研究发现,市辖区的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受地形起伏约束较小,究其根本原因是:市辖区在地方财政收入、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人才引进、资源支配、招商引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支配地位和集聚优势,较大程度上抵消地形对经济发展的限制。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退耕还林还草生态效应评估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是退耕还林还草的主战场,其退耕成效直接反映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整体实施效果,为新征程中巩固和拓展退耕还林还草成果提供经验镜鉴。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文件明确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2020年生态系统年总初级生产力(AGPP)数据集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数据集,对比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区的退耕区和未退耕区AGPP和NDVI的年际变化差异,以此来评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生态效应。研究发现:(1)2000—2020年,集中连片特困区退耕还林还草面积为178554km2,占2000年耕地总面积的44.71%;(2)研究期内,退耕区与未退耕区AGPP和NDVI整体表现出增长趋势,其中退耕区AGPP和NDVI呈现极显著和显著上升趋势的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69.07%和86.51%,未退耕区的占比分别为65.88%和72.61%,且退耕区AGPP和NDVI的年均值和相对变化率均高于未退耕区;(3)2000—2020年整个区域、退耕区以及未退耕区AGPP和NDVI年际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均表现出线性递增态势,且退耕区AGPP和NDVI的增长始终高于整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和未退耕区。因此,研究通过探讨原集中连片特困区退耕还林还草对AGPP和NDVI的影响,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陕南秦巴集中连片特困区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基于陕南3市2010~2018年统计数据,从旅游经济子系统、旅游环境子系统和社会发展支持子系统3个方面构建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使用综合指数法计算研究区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结果表明:(1)从时序特征演变来看,陕南3市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数总体稳步上升,特别是2016年以来,3市的发展指数都出现了大幅增加;(2)从空间变化特征来看,汉中市可持续发展水平2018年达到0.85,步入旅游可持续发展阶段,安康市(0.75)和商洛市(0.81)进入基本可持续发展阶段;(3)陕南3市未来旅游发展要以合作共建大秦岭人文生态旅游度假圈为目标,从共同加强基础设施投入、提高景区质量角度来提升区域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

秦巴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格局

连片特困区贫困是特殊的区域性贫困,实现持久脱贫,关键在于识别和评估区域的贫困程度以及深究其致贫原因。基于此,通过构建经济维度硬现状、社会维度软现状及自然维度潜在状态3维的多维贫困度量指标体系,应用均方差权重法测算了2006、2010及2014年秦巴集中连片特困区及各子区域的多维贫困度,并分析了多维贫困及其各维度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秦巴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度得分偏高,表明该区域贫困程度较深,且多维贫困在不同贫困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2)2006—2014年秦巴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度都呈减弱趋势,且表现出以甘肃省徽县至湖北省房县为轴带的中部地区集聚的空间演变趋势。(3)在整体多维贫困显著改善的同时,不同连片扶贫区及不同的贫困维度在减贫路径上也体现出不同的演化特征。所得结论为该区域内县域尺度贫困类型特征识别以及扶贫工作前期评估以及后期验收成效等提供一定技术支持,也为后期实施因地制宜的脱贫措施提供科学的辅助决策支撑。

基于DPSIR模型的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生计安全评价

生计安全是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需求,对于区域发展、削减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基于DPSIR模型建立了生计系统安全的DPSIR评估模型,构建了测度六盘山片区69县(区)生计安全水平指标体系,进而揭示生计安全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总结了生计安全演变的特征。结果显示:(1)2003年、2008年和2013年三个研究期,65%以上的县域生计安全为"不安全"和"较不安全","较安全"和"安全"状态的县域数量较少,六盘山区生计安全总体水平不高;3个时段内主要生计安全状态分别为"较不安全"、"不安全"、"较不安全"。(2)六盘山生计安全的高值簇集聚明显。热点区域来看相对稳定,集中在六盘山区的东南部、西北部;低值聚簇空间格局变化较大,经历了扩大到缩减的过程,相对集中片区东南部和西北部。(3)生计安全的变异系数自东北向西南呈现高至低相间分布格局。景泰县、会宁县、安定区、华池县、崆峒区等6个县区是生计安全明显提高的县域;湟源县、靖远县、武山县、甘谷县、秦安县等13个县区生计安全明显下降。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的测算

运用SBM-DEA模型与ML指数,对全国10个集中连片特困区189个县(区)乡村全域旅游的扶贫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在集中连片特困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扶贫成效,但发展后劲不足,乡村全域旅游为旅游扶贫注入了新的活力,打破了效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整体上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经营体系较为完善,乡村全域旅游要素投入量与发展规模较为契合,但是乡村全域旅游的技术改进动力仍显疲乏,产业基础不够强劲,技术进步能力匮乏,尤其是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等区域的纯技术效率较低;各区域间的资源配置、管理能力、技术进步等方面很不均衡,扶贫效率的高低差异显著。因此,应大力推广乡村全域旅游,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构建利益主体收益共享机制、发挥政府综合带动作用、发挥高扶贫效率区的示范引领作用等途径来提高乡村全域旅游的扶贫效率,缩小各区域间扶贫效率的差距。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模式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是当前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举措,是确保扶贫到位的新思维、新方式。但目前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开发工作还处于探索创新阶段。秦巴山区甘肃省陇南市依托"互联网+"发展,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合理规划精准扶贫项目、积极培育贫困地区优势产业、拓宽农村教育培训的路径等方面,首创了"互联网+电商"精准扶贫模式,取得了探索性经验,堪称互联网+农村扶贫工作的典范,为其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互联网+电商"的精准扶贫模式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经验借鉴。

集中连片特困区金融扶贫成效、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以广西滇桂黔石漠化区为例

集中连片特困区整体脱贫是当前和"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点、难点问题,也是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广西滇桂黔石漠化区为例,分析研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的成效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集中连片特困区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的空间差异研究——以燕山-太行山区8个连片特困县为例

教育精准扶贫是集中连片特困区实现脱贫的有效路径和必然选择。实际上,教育精准扶贫在取得成绩同时产生了扶贫绩效的空间差异,而国内外对该问题鲜有关注。本文在全面阐释了集中连片特困区教育精准扶贫概念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技术系统构建了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并以燕山-太行山区8个连片特困县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这8个县的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这既表现在宏观层面的不同特困县综合绩效和均衡绩效的差异,也体现在微观层面的"贫困精准识别""教育精准帮扶""扶贫支持环境"等评估指标之间均衡绩效的差别。今后集中连片特困区应在贫困精准识别、教育精准帮扶以及教育扶贫支持环境等方面继续加大扶贫攻坚的力度,精准识别各贫困县和村的脱贫短板,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精准帮扶及改善扶贫环境,以推动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脱贫攻坚。

集中连片特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囿于行政边界的分割,集中连片特困区已演化为一个具有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大量跨域公共问题由此滋生,现有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已显得举步维艰。集中连片特困区要想超越行政区划的藩篱,从整体上推进扶贫攻坚战略,必须率先在公共管理模式和机制上有所突破,要为常态性的跨域扶贫和协作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应摈弃原有的行政区行政观念,转而构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的跨域治理模式。以武陵山区为案例探讨了集中连片特困区跨域治理模式的内涵和逻辑,并深入分析了上述模式得以有效运行的相关配套机制。

大滇西旅游环线交通旅游融合发展路径研究——评《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大滇西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同时也是传统经济落后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开展特色农业扶贫旅游,积极改善当地农业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当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举措。《关于云南省开展大滇西环线交旅融合发展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颁布,为推动滇西地区的交通旅游融合,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在政策的要求下,以大滇西地区旅游环线为核心的旅游交通线路将进一步拓展,地区内的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旅游服务功能得以改善,有助于探索适合贫因地区的旅游扶贫发展模式,建立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打造出交旅融合的新型服务平台,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教学点精准扶贫策略

乡村教学点是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基础,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人口素质和受教育水平,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一种有效措施。针对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教学点学校管理、师资、教师专业发展等存在的问题,可在精准了解扶贫对象的基础上,通过帮扶乡村教学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管理质量、教师培训效果等对策,提高乡村教学点的质量,实现教育扶贫的初衷。

开发性金融助推秦巴山片区扶贫开发的机理分析

秦巴山片区集革命老区、大型水库库区和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于一体,内部差异大、致贫因素复杂,是涉及省份最多的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难度极大。开发性金融作为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具有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优势,在扶贫开发方面具有成功经验。本文剖析了秦巴山片区扶贫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开发性金融的特征和成功实践,认为以开发性金融为主导,运用开发性金融手段和方法,是助推秦巴山片区扶贫开发的有效途径。

河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空间差异研究

脱贫攻坚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教育精准扶贫则是有效途径和主要目的之一。本研究选取河北省集中连片特困区中保定、张家口和承德三市,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空间角度系统分析了3市教育精准扶贫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河北省教育精准扶贫的模式。河北省集中连片特困区不同区域在教育精准扶贫的典型措施以及扶贫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目前主要有全面改善和深度提升型、教育和产业融合发展型以及脱贫能力和动力提升型3种不同类型的教育精准扶贫模式。因此,河北省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

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区开发式扶贫的模式与长效机制

本文论述了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区的贫困现状、程度及其特殊性;从自然环境脆弱性、生境严酷性、产业基础和结构、区域发展成本、人口压力等方面阐述了贫困的原因,从扶贫机制、扶贫内容、扶贫重点领域、优惠政策、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该片区扶贫开发的思路和模式。

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评研究——以云南省三个地州八个行政村为例

基于MPI指标设定方法,并结合新时代农户特点,通过调查云南省三个地州八个行政村186户农户,重点分析集中连片山区农户多维贫困问题。研究发现:资产维度成为农户贫困影响第一维度,收入、生活、健康维度影响程度大体相同,教育维度影响最小,综合维度处于一般影响状态。农户正不断走出极端贫困,生活水平获得改善,受教育水平得到提升,但多维贫困依然存在。总体上乌蒙山区比滇西边境山区贫困程度高,为降低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建议多维识别贫困户,建立“五位一体”扶贫机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道路硬化率;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发展模式,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农户医疗负担。

新疆集中连片特困区扶贫现状及困境调查

援疆背景下,新疆南疆民族地区的贫困呈现新的特点。反贫困的路径选择根本在于甄别贫困的现状、类型与原因。鉴于此,使用抽样调查方法对新疆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300户典型贫困户的生活、生产状况进行问卷调查,从农民收入、支出与贫困和国家扶贫政策与贫困等方面对造成贫困的原因进行分析讨论。并从民生角度、完善扶贫机制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

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联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构建多维减贫指标体系,测度2000—2020年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动态变化,系统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方法:指标评价法、综合扩张指数和脱钩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成效显著,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县域单元多维减贫指数均值分别为0.134和0.186,经济减贫指数明显高于社会和生态减贫指数;(2)集中连片特困区建设用地扩张先缓后快,局部区域扩张迅速,但整体以相对稳定型扩张为主,2010—2020年扩张明显加快,缓变型和快变型呈现组团化分布;(3)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指数与建设用地扩张指数以较理想型的弱脱钩为主,强脱钩县域单元数量由2000—2010年的131个减少为2010—2020年的10个,与之对应的弱脱钩县域单元数量则由369个增加到486个,有效体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方式的转变。研究结论:特困区减贫动态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密切关联,县域土地城镇化有助于增强特困区内生发展动力,后扶贫时期特困区需推进建设用地由增量扩张向存量调整的高质量发展转型。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工生存状况实证分析——基于昭通市的调查

对昭通市昭阳区、大关县、彝良县等3县(区)105位农民工生存状况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影响昭通市农民工队伍生存状况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工作环境、个人素质、就业结构、经济收入、居住情况、社会保障,法律维权保护以及受尊重程度。指出需要从改善工作环境,加强技能培训,优化就业结构,强化社会保障,加大法律维权等方面入手,以便更好地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