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法家与秦晋法家不同的礼法观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变法运动,促成了社会治理上由礼到法的转变。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与执政者理念的差异,齐法家与秦晋法家对于礼治与法治也存在不同的认识。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重视礼治建设;但在“礼出于法”还是“法出于礼”的问题上,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则突出法治,反对礼治,视礼义为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把特殊时期的军事动员政策当作长久的治国法度,过分夸大了法而忽略了礼的作用,在取得兼并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管子》的思想体系和齐法家的人文特色、思想属性及地域属性(齐法家笔谈之一)

田齐统治者的政治目标为稷下学者树立了崇高的价值理想,由此引领了《管子》四篇德理结合的道论范形、《幼官》等篇以“黄帝四面”为核心的明堂月令模式,使得《管子》各篇拥有共同的基础而联为一体在理论上成为可能。《管子》体现出“齐法家”的人文主义色彩,具体表现为:以法治国的同时顺从民心民欲,善于运营经济手段而非一味使用严刑峻法,包容不同学派的思想主张,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育。先秦“法家”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或是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家。齐地法家更为温和与多元,秦晋法家则更为激进与绝对。“齐法家”呈现出典型的实践性现实主义政治思维,秦晋法家则呈现出强烈的改造社会、移风易俗的“革命性”色彩。秦晋法家属于理论指导型现实主义,“齐法家”属于实践导向型现实主义,这体现了“法家”内部的多元性,也体现了“齐法家”与秦晋法家的地域属性。

论秦晋法家与齐法家经济思想及异同

法家在先秦时期可分为秦晋法家和齐法家两大系,本文对这两大系法家经济思想的特点及异同进行了分析,提出二者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强调富国强兵、重视以法治国,但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的不同,在经济思想上二者在富国与富民、农商关系的处理上又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