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秦汉行政报告中的“请”与“报”

秦汉行政报告的“请”与“报”制度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政治法律制度。秦汉依法对行政请示报告的类型、办理程序、审批答复、处理和利用等方法和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申请报告呈报和批复的体制机制,为行政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行政的监督和检查,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理论升华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评贾丽英《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

贾丽英教授所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一书为2016年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架构、宏大的视野,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精彩的理论升华。该书开门见山提出“爵刑一体”论,并明确衔接爵制身份(正身份)与徒隶身份(负身份)之间的核心身份是“庶人”。作者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个人的身份秩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上下流动的等级序列,有爵者、无爵者、徒隶,自上而下构成一个“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在秦汉社会身份演变过程中,国家政策导向、赦令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体现着中国古代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特点。“爵刑一体”论,不仅是统摄全书诸问题的纲领,而且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秦汉·天谴观念的兴亡——漫步地震五千年(5)

天谴观是在远古“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上发展起来的,视灾异为上天对施政失道的谴责警告。这种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它没有探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仅在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早期为君臣提供了谏言善治的机会,君王则以控制信息、自省罪己来处置。中期演变成查撤高官、官场倾轧的手段。清朝则将地震的发生与文字狱结合起来,变成维护统治、镇压百姓的工具,最后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走向灭亡。坚持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丝路文化视域下湖南区域秦汉玉器审美及影响

立足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探究丝路文化视域下湖南区域秦汉玉器的溯源,通过对丝绸之路沿线秦汉玉器形成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土壤进行分析,得出其具有选材之精、工艺之巧、纹饰之美、内涵之妙的审美特点,为当代文化创新应用提出思考借鉴。

秦汉帝国边疆文化交融与疆域治理

秦汉时期是中国版图大幅扩张、疆域治理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时期。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度量衡、车同轨,奠定大一统格局。随后汉武帝加强边疆开发,设置四郡,修筑长城,经略西域,大大拓展了秦汉帝国的疆域。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支撑下,秦汉帝国加快了边疆地区的开发步伐,推动了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边疆文化格局。同时,为适应统治需要,秦汉帝国在边疆地区实施了一系列行政、军事、经济、文化等治理措施,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疆域治理模式。文章拟对秦汉帝国边疆文化交融与疆域治理模式进行阐述,以期总结历史经验,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疆域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战国秦汉时期“贬屈论”的嬗变谱系与价值维度——兼论“文”“儒”相分视阈中的屈赋评价

战国秦汉时代,“贬屈论”成为当时士人评价屈原与楚辞的一种重要倾向,其内涵经历了质疑屈原立身处世之道到否定其人格和文学的发展嬗变,折射出由战国时代“游士”文化的多元思想逐渐过渡到两汉“大一统”观念下尊经价值确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汉中期之后儒学思想演变成为经学正统,屈原作为“文人”传统的早期代表,其狂狷个性不容于儒学推崇“君子”人格的尊经价值,而楚辞奇美瑰丽的审美风格也不符合儒学文质彬彬的中和规范,这成为楚辞在此后长期受到儒学尊经正统文学观贬斥的文化根源。究其实质,“贬屈论”彰显出战国秦汉时期屈原和楚辞影响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纵观此后繁复纷纭的屈赋评价,东汉中期儒学尊经影响下“贬屈论”中所贬之内容,恰为高度褒扬屈原及其文学成就之处,这种历史的文化吊诡引人深思。因而,“贬屈论”是从与正统尊经儒学相异的角度更加凸显了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不朽价值,而魏晋以后“文”“儒”相分视域中的屈赋评价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对于深刻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成就以及我国文艺精神的总体性特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战国秦汉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编织工艺研究

本文以战国秦汉时期的两件斜向互绞编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复原的方法对战国秦汉时期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组织结构与编织工艺进行分析与探究。对比两者在结构、格眼、纹理、组边上的异同,发现通过变化基础结构中经线交织的方向和次数可以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纹理效果。在编织工艺上,两者都使用斜向穿绞编法。其中普通组各编线间的编结变化和排列顺序以2个经线数为循环,编线在各行编结时的状态与编线数的奇偶和第一行编结时各编线的编结状态有关。

秦汉战鼓在群众广场舞中的推广价值与路径探索

秦汉战鼓作为一种流传两千多年的民间传统艺术,属于群体性活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在我国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的当下,通过文献资料等方法,对秦汉战鼓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进行简要分析,探讨秦汉战鼓在群众广场舞中的健身、社会、审美和文化价值,探索其推广路径,对于秦汉战鼓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中南部战国秦汉丧葬用币初探

东周秦汉之际,随着中原政权对北地的经略,中原农耕人群不断迁徙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与本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丧葬用币习俗。当地战国秦汉墓葬的丧葬用币材质单一,口含钱币的特征尤为明显。在体现出特殊性的同时,亦常见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相同的做法。内蒙古中南部丧葬用币葬俗的发展,与当地孝文化的传播以及以往礼制的传承密不可分。墓葬中厌胜钱的发现则是当地先民追求财富、趋福避祸思想的体现。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战国秦汉墓葬丧葬用币情况的分析,对进一步了解当地钱币随葬葬俗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彩绘陶器中“汉紫”应用及对西域的影响

“汉紫”是中国战汉时代特有的人造硅酸铜钡材料。它在彩绘陶中的使用既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又具有统一的哲学思想。基于“汉紫”在秦汉墓葬中彩绘陶的相关考古资料,梳理了它在陕西、河南、山东、江苏不同地域的应用情况和表现出的共性与个性,蠡测它集中发生于北方的多种原因及用色观念,分析它与“埃及蓝”的关系及对西域的影响。

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

本文在广泛梳理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认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陵西大墓M1新发现的单体金、银骆驼塑像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特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的。

秦汉时期“致”文书的使用

秦汉时期,“致”文书是一种官府之间沟通的文书。在通过津关时,致书主要用于向津关吏员说明通关人所携带的特殊物品或人员。“致”不仅用于通关,也被应用在物资的交付、劳役的征发、吏卒归家的说明等多项事务中。在这些事务中,“致”大多是和“券”“符”配套使用的,“券”和“符”发挥的是核验、凭据的作用,而“致”则用于向接收物资或人员的官府说明情况。

由出土律令文献看秦汉时代的环境保护理念及措施

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与之相伴的却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及生态环境一定程度的退化。“敬奉天时”“顺时施政”“以时禁发”“勿犯四时禁”等思想逐渐成为时代的强音,这在近年来考古发现的秦汉律令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佐证。云梦秦简《田律》《法律答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及居延汉简中都有明确的环境保护律令内容。秦汉时代环境保护理念及实践的发展,从社会根源看,源自于生态环境退化的社会现实;从思想根源来看,则是上古环境禁忌及传统农耕文明孕育的“月令”图式与现实环境问题互动耦合的产物。

秦汉初“县内尉”考述

汉代县尉的典型形象是位为县令长佐官、职在逐捕盗贼。秦代出土简牍文书中有关尉的资料,显示出县内尉与县令同为长官,有相对独立的属吏系统,主要对戍卒进行管理,还拥有除爵任吏等权力。较之汉代县尉,秦代县内尉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秦县内尉属吏进入西汉时期开始属县化,尉官转化为县尉,以逐捕盗贼为职掌,尉史逐渐转化为县廷吏。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秦汉时期汉中郡乡里校补与地名学分析

随着简牍资料的不断公布,对秦汉乡里制度进行区域个案研究已成为可能。通过梳理和校补史料,新发现秦汉时期汉中郡的乡有5个,分别是西乡、訇乡、壻乡、平乡、汉阳乡,时间均为汉代;新发现的里有11个,其中秦里5个:畜园里、康乐里、州里、辨阳里、乘田里;汉里6个:析里、平乡里、市阳里、故道里、官里、竹里。加上前人收集的13里,共计5乡24里。通过地名学分析可知,汉中郡的乡名以人文地理类名称为主;里名方面,秦代是自然地理类和人文地理类并重,汉代则以人文地理类为主。秦汉时期里的稳定性问题需要辩证看待。相关结论不仅有助于推进秦汉乡里制度研究,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秦汉时期被子文化研究

针对秦汉时期的“衾被”汉字本身、材质及文化意向等问题,运用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二维印证的方法,对秦汉衾被进行系统分析,从使用功能和材质2方面得出秦汉时期被子与服装或许同源的观点。研究表明,“衾”字小篆字形与深衣制服装的左衽形制相同,“被”字取兽皮,亦表明被子最初的服装功能。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中纺织品的材质,说明不同阶层被子与服装的材质使用形成内在与外在关联,并可推断相互间的使用情况。诗词中的“衾被”从文化意向上深谙秦汉时期的礼教观念。

试论秦汉箭镞演变

箭镞作为中国古代远射兵器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发展演变历程。在秦汉时期箭镞发生了重要变化,其突出表现是材质由多样趋向统一,由铜制为主,骨质、石质少量向铁制转变;箭镞形制更加多样,并出现了形制丰富的异形镞;箭镞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演变受铁器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以及兵器的发展进步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