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人身高考察

秦汉人的身高延续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基本态势,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基本状况。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和以北地区成年男性的中等身高大约为166-168厘米,成年女性的中等身高大约为150-152厘米。长江流域和以南地区成年男性的中等身高大约为161厘米,成年女性的中等身高大约为150厘米。秦汉人的身高可能因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家境较为富裕或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一般来说其平均身高可能要高于家境较为贫寒或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在成年人的确认中,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身高意义有限。尽管秦汉社会重视人的体貌,但身高与爵位的获得以及官吏选拔之间并不存在制度上的特定联系。商周时期人群的中常身高较之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可能降低了2厘米以上,秦汉时期居民的中常身高则有所回升,这种情形可能与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食物获取内容的改变有关。有资料显示,唐宋时期某些地区居民的平均身高较之汉代持续下降,这个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进一步研究。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

考察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可以发现热切追求"富贵"的倾向。这一情形,同经济生活的进步有关,也是与当时社会文化"闳放"、"毫不拘忌"的风格相一致的。"富贵"追求,成为人生进取的动力。而帝王控制的权力,主宰着臣民得"富贵"是否可能。秦汉时期已经有开明的思想者对全民的"富贵"追求持冷静的态度。若干有关"富贵"的认识闪射着理智之光。逸民的言行表现出"骄富贵"的社会意识。所谓"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很可能表现了较在"志"与"道"的约束下坚守"高尚"原则的士人们更为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

由“记王言”而“代王言”:战国秦汉人臣草诏制度的演生

人臣草诏之制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并非始自先秦,而是到东汉初期才完全确立。春秋以前,王命一般用口头方式发布,所以不存在人臣为君王起草文书的现象。到战国时期,由于文字的广泛传播和官僚体制的确立,文书行政机制正式确立,形成了人臣"记王言"的制度。这种制度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东汉时期帝国体制发展到了较成熟的阶段,才最终被人臣"代王言"的制度所彻底取代。学界以往之成说,即西汉时期由御史或尚书负责草拟诏文,不能成立。

启蒙与自觉的双重变奏——秦汉人对先秦诸子认识的演变

"诸子百家"的实质是对先秦时期各种学说及思想的形象概括,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学者的拷问,也呈现出了自身学术发展的特点。在这一认知过程中出现了五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即《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通过古人的认识,可以窥见"诸子百家"从其演变到最终定名经历了启蒙与变奏的双重变奏。

从《读史漫录》对战国秦汉人物的品评看于慎行的历史眼光

《读史漫录》是一部答刂记式的史学评论著作。该书对战国秦汉时期的330多位历史人物进行了评论,显示了宏阔的历史视野。国家至上的价值理想,儒道互补的人生态度和治史的怀疑、求真精神以及贯串其中的人文关怀和超越传统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秦汉人物图画之风兴盛的历史脉络

人物图画是对人物形象的再现,其发展过程应置于人物再现的范畴内来审视。早期的人物再现属于“类”的再现,受制于技术水平及神秘主义认知,以个体为对象的人物再现的难度较大。《国语》记载越王勾践“写范蠡之状”的故事,以及出土帛画表明,至迟在战国时代,再现特定人物已成为一种潮流。而这种潮流的形成,离不开君主意志、用途可控等因素对形象再现禁忌心态的抵消。伴随着战国秦汉的集权趋势,各级官府越来越多地采用人物图画的方式来引导社会思想。由于成为图画的对象意味着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物图画的接受度遂在秦汉时代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甘肃地区远古至秦汉人口辨析

甘肃位于我国的中、北部,黄河上游,三大高原的交汇处,地形较为复杂。它的经济文化发展很早,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多民族在此活动和居住,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甘肃始名于元代,古属雍州,秦汉时置郡县,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区域,直到今天。近来,学术界对历史人口的资料越来越重视。本文试就上古甘肃境内人口情况作些粗线条的描述与探讨,给《中国人口丛书》的编写提供一份资料。甘肃境内有人类活动可考的历史是很早的。早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平凉和庆阳地区就有了人类居住的遗迹,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据现在考古发掘表明。

秦汉时期乡村借贷新探

秦汉乡村借贷既非古典借贷,亦非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它只是被当时乡村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特有借贷形式。这一借贷形式具有较强内循性,多以乡村居民间借贷为主,富商大贾以及城市商业资本难以介入;也有较强应急性,多是乡村居民生存急需时的借贷行为,经营性或扩大再生产的借贷颇为少见;还有较强行政性,王朝官方既是重要放贷方,又是监管者与仲裁人,直接介入乡村经济事务。这些特点减少了商品经济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乡村社会发展与繁荣。但是,从长时段视角看,它也影响乡村社会对外来经济要素的接纳,制约乡村社会进一步发展,使其长期处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之中。

江海通途:秦汉江东交通地理研究

秦汉时期江东地区已初步形成通江达海的海陆交通网络。北去方向有丹徒道、牛渚道这两大主干交通线,不仅串联江东、江淮及至中原,服务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运行,而且在商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汉中期以来,东瓷西铜的江东产业格局逐渐形成,会稽瓷器与丹阳铜料在长江以北的消费市场活跃一时。南向通道的海上贸易相当繁盛,在特殊时期则带有战争与流亡色彩。考古所见两汉物资转输的个案表明,长江水道在江东与两湖、巴蜀的直接或间接往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秦汉行政报告中的“请”与“报”

秦汉行政报告的“请”与“报”制度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政治法律制度。秦汉依法对行政请示报告的类型、办理程序、审批答复、处理和利用等方法和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申请报告呈报和批复的体制机制,为行政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行政的监督和检查,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浅谈西安的包容精神——以周秦汉唐为例

周、秦、汉、唐均建都古城长安(今西安)。周人以礼仪贤德包容四海,制礼作乐,统治天下。秦人以宽广的胸怀招贤纳士,秋风扫叶,创建基制,震慑四方。汉人以“大一统”的梦想构筑帝国,始开丝路,融合匈奴,汉匈和睦,天下归一。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宏伟的气势以前朝为鉴,创大唐盛世,胡汉融合,万国来朝。故以周、秦、汉、唐为例,论述西安具有的包容精神,以斑窥豹,就教方家。

地方官府简牍的日常供给、分配与秦汉中央集权

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秦汉时期官府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秦代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简牍,西汉时期市买成品与自行加工相结合,东汉时期以财用钱专门购买,到了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与简牍制作趋于专门化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有关。西北边地不同层级军政机构分配简牍的种类、材质、数量皆有不同的标准。有特殊需求则需要特别申请。民政系统简牍分配机制更复杂。简牍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分配规则显示出集权体制的森严层级。简牍的特点,客观条件的变化,限制了集权目的之实现。书写载体等行政技术条件变迁是考察制度演变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战国秦汉时期“贬屈论”的嬗变谱系与价值维度——兼论“文”“儒”相分视阈中的屈赋评价

战国秦汉时代,“贬屈论”成为当时士人评价屈原与楚辞的一种重要倾向,其内涵经历了质疑屈原立身处世之道到否定其人格和文学的发展嬗变,折射出由战国时代“游士”文化的多元思想逐渐过渡到两汉“大一统”观念下尊经价值确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汉中期之后儒学思想演变成为经学正统,屈原作为“文人”传统的早期代表,其狂狷个性不容于儒学推崇“君子”人格的尊经价值,而楚辞奇美瑰丽的审美风格也不符合儒学文质彬彬的中和规范,这成为楚辞在此后长期受到儒学尊经正统文学观贬斥的文化根源。究其实质,“贬屈论”彰显出战国秦汉时期屈原和楚辞影响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纵观此后繁复纷纭的屈赋评价,东汉中期儒学尊经影响下“贬屈论”中所贬之内容,恰为高度褒扬屈原及其文学成就之处,这种历史的文化吊诡引人深思。因而,“贬屈论”是从与正统尊经儒学相异的角度更加凸显了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不朽价值,而魏晋以后“文”“儒”相分视域中的屈赋评价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对于深刻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成就以及我国文艺精神的总体性特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时期“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得以形成,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三重因子在相互牵动中确立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不断壮大,幅员辽阔的王朝疆域藉此得到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中国文化结构、中华民族结构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格局,在考古学上具有很大阐释空间。

秦汉畤祭遗址出土玉人功用研究

目前发现秦汉畤祭遗址的祭祀坑内,多是男女玉人一对与玉琮组合,应是畤祭礼仪最主要的祭祀形式。文章认为玉琮象征天圆地方,是祭天礼地的祭器。周秦汉时期奉行“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之信仰,男女玉人与琮组合用于祭祀,正符合天为阳,地为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认知。并由此推断,男女玉人应分别是受祭的天神和地神之神主,用驷马车载之前往雍地进行畤祭之礼。西汉畤祭仍然继续沿用秦故礼仪,此正是由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畤祭所用男女玉人造型及功用基本相同的缘由所在。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清代总集编纂中的骚体观念——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中心

文学总集对于文体观念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清人严可均就通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辑整理呈现他的骚体观念。借由对《全上古》凡例、按语、所录作品的分析梳理确认该书录唐前“骚”文59篇,由作品标题或序文体现的拟“骚”(《楚辞章句》所收作品)的立意,是《全上古》确立为“骚”的首要指标,而不论语言形式。题目体类特征不明显的作品“,兮”字句、句腰虚字句则成为《全上古》“骚体”判断的主要依据“。骚”从《诗》出“,骚”包含传统的“辞”体,也是广义的“赋”的一个亚类。严可均的观念受《艺文类聚》影响较大,但有所调整。《全上古》为代表的总集表达的骚体观念在清代较有代表性,刘熙载《赋概》等相关讨论与之呼应。

论秦汉律令异文的整理与汉字职用史研究

秦汉律令异文是研究汉字职用史的重要语料,是整理“一词用多字”“一字记多词”现象的直接材料,同时也为描写汉字职用演变提供了坐标。在秦汉律令异文整理过程中,汉字职用史研究的成果有助于科学建构异文组,有助于正确解读异文,有助于分辨校勘性异文与用字性异文,有助于认知异文的形成原因及过程。汉字职用史研究需注意利用秦汉律令异文材料,秦汉律令异文的整理也需借鉴汉字职用史研究的成果。

理论升华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评贾丽英《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

贾丽英教授所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一书为2016年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架构、宏大的视野,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精彩的理论升华。该书开门见山提出“爵刑一体”论,并明确衔接爵制身份(正身份)与徒隶身份(负身份)之间的核心身份是“庶人”。作者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个人的身份秩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上下流动的等级序列,有爵者、无爵者、徒隶,自上而下构成一个“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在秦汉社会身份演变过程中,国家政策导向、赦令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体现着中国古代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特点。“爵刑一体”论,不仅是统摄全书诸问题的纲领,而且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秦汉·天谴观念的兴亡——漫步地震五千年(5)

天谴观是在远古“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上发展起来的,视灾异为上天对施政失道的谴责警告。这种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它没有探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仅在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早期为君臣提供了谏言善治的机会,君王则以控制信息、自省罪己来处置。中期演变成查撤高官、官场倾轧的手段。清朝则将地震的发生与文字狱结合起来,变成维护统治、镇压百姓的工具,最后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走向灭亡。坚持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