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之学与秦汉制度及后世借鉴

认为《管子》一书与管仲之人无关和认为《管子》一书是管仲所著,同样不可取,《管子》一书应该是包括管仲及其后学在内的管子学派长期积累的思想和著述成果。《管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囊括了战国诸子各家特色的思想内容,但其中大量和主流的似乎更应该属于法家学派,如重君权、重法治、重制度、重农耕、重富国强兵等,但作为东方法家代表的《管子》与西方法家《商君书》《韩非子》等又有明显差异,如果非要定其学派归属,可将之归于杂家。《管子》应作为一门独立学问来研究,即"管子学"。《管子》有关国家体制及具体行政制度的思想和设计对秦汉行政制度有直接影响,如皇帝制、官僚制、郡县制等。《管子》思想对汉代有重大影响,而富国安民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更是影响长远。

齐鲁文化与秦汉的博士制度

齐鲁文化是秦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源于齐而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博士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西汉前期，以齐鲁地区士人为主的学者群融汇、吸收阴阳、黄老、法、方仙道等齐鲁诸家学说改铸儒学而成经学，通过博士制度，使齐鲁文化实现了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结合，取得了政治上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其后，由先秦齐文化与鲁文化不同学风而引发的经学内部的经今古文之争，随着今文经学的庸俗化，日益崛起的古文经学派完成了统一经学的任务，最终实现了齐鲁文化的正统化；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中国封建制度探源——评《秦汉制度史论》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余年,封建社会各项制度奠基于战国秦汉时代。因此,历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史的学者,都十分重视战国秦汉制度史的研究。秦汉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近日拜读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玉福先生的新著《秦汉制度史论》,却又感到耳目一新,堪称近年来少有的研究秦汉制度史的又一新的力作。

秦汉“上计”制度的现代会计思想

“上计”制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于秦代，完善在西汉时期。它是中国古代人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提出的一项维护所有权人利益的制度。该项制度通过一系列的规范条例对县、郡的财政收入进行了核算和监督．对地方官员挪用上缴财产。贪污受贿的现象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本文通过对秦汉简牍中的“上计”制度的考证。强调其中体现的现代会计思想。这为会计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

从出土文献看秦汉时期的刑事侦查制度

通过对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及传世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秦汉时中国的刑事侦查制度已具雏形,刑事侦查活动已有了比较细致的分工和比较科学的措施、方法。同时,这些措施和方法逐渐发展成为法律制度。

官僚政治研究的新视野——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对于官僚政治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也不少.但阎步克先生的新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2月第1版)……

《黄帝李法》与秦汉军事国家

汉初确立王朝政制,其中韩信申军法的实质是将先秦兵书整理成为汉军法。武帝时胡建所引用的《黄帝李法》佚文"壁垒已具"一则即汉军法中所包含的先秦兵书。此则关于军事壁垒的佚文见于托名黄帝的兵书之中,合于先秦传说以黄帝开始战争,立君建国,以军事垒舍为国家都邑。此则佚文对于壁垒已具后的苛细规定,既符合"黄帝型政论",也符合汉武帝时律令趋于苛细的规定。由是可知,作为《黄帝李法》佚文思想背景的是法家思想。法家国家起源论认为以战止战、立君建国,这本身就是莫大功德,并由此形成一新的国家类型:军事国家。与周礼—儒学认为当以仁爱建国、立君当顺应民心不同,法家军事国家论认为:国家是由军事暴力建立;立君建国不必顾及民意;君主是绝对的,无论基于任何理由都不可推翻。法家认为军事国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优越的制度,臻于历史的终结。军事国家不必爱民,对于反抗者必须立即无情镇压,其极致是连说有人造反都有罪。由此,国家成为一家一姓之私产,此军事国家之君主,便不再勤劳天下、心系万民,而是以天下适一己之私欲。秦汉制度,也正是《黄帝李法》"壁垒"佚文所暗含的以军事暴力奠立国家之观念的实现。在此意义上,《黄帝李法》受到重视,甚至编入军法成为现行法律,是合情合理的。

王制论与周秦儒学的行政意识

王道学说的历史起点是先王之道,而学理指向为外王之道。周秦学者探讨王道的实现时,提出了以"法先王、法圣王"为要求的王制论,如孔子立足先王之制,从中总结先王之道;孟子依据外王之道,追述古圣王之制;荀子则以圣王之道,提出后王之制的建构。秦汉儒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先王之制为经验、以王道学说为依据、以后王之制为指向的王制学说,成为秦汉改制的理论支撑。

《诗·商颂·那》礼制与郑玄更礼

《那》诗乃三代礼制重叠:既为《商颂》,自然为殷礼;周太师重加编次,以及毛传之阐释,乃以周礼改造殷礼;郑玄则不仅将周礼之改造贯彻得更为彻底,更进而以本朝的秦汉之制再次改造《商颂》之周礼阐释。毛传以《那》为汤祀先祖,于是合血脉与功业为一。郑笺以《那》为太甲祀汤,则是取秦汉极庙之制改释,崇功业而废血脉,将"更礼以教"作为原则贯彻到底,于是秦汉制度便成为先圣所行、孔子所传的神圣制度。

“杜虎符”的发现与研究述论

四十年前发现的"杜虎符"引发了关于中国古代符信制度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极大地提高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对学界一些既有的观点又进行了探讨和商榷。

秦汉土地制度研究的力作——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述评

土地问题历来是关系王朝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是贯穿古代社会的一条红线,而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1949年至1976年,关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土地国有论,以侯外庐、贺昌群先生为代表;二是土地私有论,以胡如雷先生为代表;三是土地国有、私有多种所有制并存论,以李埏先生为代表。

论秦汉时期的正卒与材官骑士

秦汉时期的正卒即丁男,亦即后世的正丁。材官骑士是从丁男中遴选出来的郡国兵,骑士选拔的条件是壮健捷疾,具备一定的家赀;材官应选的条件是能引关蹶张,不受家赀限制。材官骑士一生集中服二年兵役为"现役",其中一年在地方服役称"常兵"或"郡国兵",一年到京师屯卫称"卫士";预备役期间各执其业,战时应征赴难。一般正卒不服地方兵役,只服一年的"戍边"兵役,社会治安由选自材官骑士的亭卒负责。戍卒与卫士由关东郡国轮更,集中往返于戍所,戍卒自戍或"累积"完成戍役只能视为极其个别的现象。

《论语》早期编纂过程及篇章政治学(上)

从孔子死(公元前479年)到曾子死(公元前432年)的四五十年间,《论语》曾有过三次编纂:第一次是在孔子初死(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六十四位弟子为之守丧三年,由仲弓牵头,子游、子夏协助,将众弟子回忆记录的大量简书予以讨论、选择、润色、汇总,奠定了《论语》最初的格局。第二次是在三年守丧结束后(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孔子子弟开始分散,留在鲁国的弟子将孔门重新开张,子夏、子张、子游等少壮派弟子推举有若主持事务,并且对已经初步成稿的《论语》作了调整、修饰和增补。二十篇的框架,于这一两年间可能已见模样。第三次是在曾子死(鲁悼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32年)后不久。此时,七十子已经凋零殆尽,曾门在鲁地成为最有实力的儒门学派,由孔子的孙子子思以及乐正子春等曾门弟子,对《论语》进行实质性的增补重修,最终形成孔学以颜、曾为圣徒的道统脉络和篇章模样。这些编纂均非"零价值",既要光大孔子形象、儒门道统,又要突出本门派最能继承"真孔子"。这就形成了首篇《学而》"子曰"、"有子曰"、"曾子曰"的排序,二十篇有公冶长、冉雍(仲弓)、颜渊、子路、原宪、子张六人上篇题,以及"四科十哲无曾子"的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