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兼论西汉文章存录方式的演变

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其学理依据在于诸子与文集在著述形态上的相似,后世文集中的诸多文体亦可溯源至诸子。晚近的目录学家根据今存西汉子书中的各体文章、《汉书》的相关记载,将现存的西汉文章视作其作者已佚子书的篇目。武帝朝之后,子书数量锐减的同时,其撰述意图和文体体制决定了子书已经难以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结合王充《论衡》中将“上书奏记”区别于诸子的论述,可知在汉人观念中,“诸子之文”和后世“文集之文”乃不同性质的著述。大部分秦汉诸子在六朝时期亡佚,而六朝人为作者重编的文集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暗示了中古时代存在一个文集“取代”子书的历程,亦是诸子与文集兴替的又一表征。

秦汉诸子关于古公故事的书写差异与诠释立场

古公亶父是先周族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并开启文明史进程的史诗级人物。秦汉诸子在不同书写意图支配下对之进行重新构拟,在文字差异的变化中,语词书写的选择上,皆隐匿着不同的诠释立场、思想意图和论证逻辑。秦汉诸子学术视野中重塑的古公“故事”,折射了西汉王朝治理思想的变化。在秦汉历史语境中,政治的大一统带来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局面,但“汉承秦制”“汉家法周”“汉家尧后”等“汉家制度”的不同面相,又提示了“儒术独尊”多元的解读视角;术随势变,古公“故事”书写对此作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