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安的包容精神——以周秦汉唐为例

周、秦、汉、唐均建都古城长安(今西安)。周人以礼仪贤德包容四海,制礼作乐,统治天下。秦人以宽广的胸怀招贤纳士,秋风扫叶,创建基制,震慑四方。汉人以“大一统”的梦想构筑帝国,始开丝路,融合匈奴,汉匈和睦,天下归一。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宏伟的气势以前朝为鉴,创大唐盛世,胡汉融合,万国来朝。故以周、秦、汉、唐为例,论述西安具有的包容精神,以斑窥豹,就教方家。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地方官府简牍的日常供给、分配与秦汉中央集权

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秦汉时期官府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秦代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简牍,西汉时期市买成品与自行加工相结合,东汉时期以财用钱专门购买,到了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与简牍制作趋于专门化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有关。西北边地不同层级军政机构分配简牍的种类、材质、数量皆有不同的标准。有特殊需求则需要特别申请。民政系统简牍分配机制更复杂。简牍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分配规则显示出集权体制的森严层级。简牍的特点,客观条件的变化,限制了集权目的之实现。书写载体等行政技术条件变迁是考察制度演变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秦汉畤祭遗址出土玉人功用研究

目前发现秦汉畤祭遗址的祭祀坑内,多是男女玉人一对与玉琮组合,应是畤祭礼仪最主要的祭祀形式。文章认为玉琮象征天圆地方,是祭天礼地的祭器。周秦汉时期奉行“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之信仰,男女玉人与琮组合用于祭祀,正符合天为阳,地为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认知。并由此推断,男女玉人应分别是受祭的天神和地神之神主,用驷马车载之前往雍地进行畤祭之礼。西汉畤祭仍然继续沿用秦故礼仪,此正是由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畤祭所用男女玉人造型及功用基本相同的缘由所在。

清代总集编纂中的骚体观念——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中心

文学总集对于文体观念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清人严可均就通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辑整理呈现他的骚体观念。借由对《全上古》凡例、按语、所录作品的分析梳理确认该书录唐前“骚”文59篇,由作品标题或序文体现的拟“骚”(《楚辞章句》所收作品)的立意,是《全上古》确立为“骚”的首要指标,而不论语言形式。题目体类特征不明显的作品“,兮”字句、句腰虚字句则成为《全上古》“骚体”判断的主要依据“。骚”从《诗》出“,骚”包含传统的“辞”体,也是广义的“赋”的一个亚类。严可均的观念受《艺文类聚》影响较大,但有所调整。《全上古》为代表的总集表达的骚体观念在清代较有代表性,刘熙载《赋概》等相关讨论与之呼应。

秦汉行政报告中的“请”与“报”

秦汉行政报告的“请”与“报”制度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政治法律制度。秦汉依法对行政请示报告的类型、办理程序、审批答复、处理和利用等方法和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申请报告呈报和批复的体制机制,为行政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行政的监督和检查,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时期“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得以形成,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三重因子在相互牵动中确立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不断壮大,幅员辽阔的王朝疆域藉此得到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中国文化结构、中华民族结构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格局,在考古学上具有很大阐释空间。

理论升华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评贾丽英《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

贾丽英教授所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一书为2016年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架构、宏大的视野,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精彩的理论升华。该书开门见山提出“爵刑一体”论,并明确衔接爵制身份(正身份)与徒隶身份(负身份)之间的核心身份是“庶人”。作者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个人的身份秩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上下流动的等级序列,有爵者、无爵者、徒隶,自上而下构成一个“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在秦汉社会身份演变过程中,国家政策导向、赦令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体现着中国古代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特点。“爵刑一体”论,不仅是统摄全书诸问题的纲领,而且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秦汉·天谴观念的兴亡——漫步地震五千年(5)

天谴观是在远古“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上发展起来的,视灾异为上天对施政失道的谴责警告。这种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它没有探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仅在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早期为君臣提供了谏言善治的机会,君王则以控制信息、自省罪己来处置。中期演变成查撤高官、官场倾轧的手段。清朝则将地震的发生与文字狱结合起来,变成维护统治、镇压百姓的工具,最后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走向灭亡。坚持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生态教育视角下秦汉战鼓舞蹈课程探究

舞蹈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学生的智力教育、道德教育、劳动教育相辅相成,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从生态教育的角度看,学校舞蹈课程以兴趣为基础,丰富知识技能,培养审美能力;立足学校特色,提高舞蹈技能;结合当地地域文化,坚持目标导向,培养学生对舞蹈内在文化的认知能力。而咸阳“秦汉战鼓”作为陕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舞蹈项目,在历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丝路文化视域下湖南区域秦汉玉器审美及影响

立足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探究丝路文化视域下湖南区域秦汉玉器的溯源,通过对丝绸之路沿线秦汉玉器形成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土壤进行分析,得出其具有选材之精、工艺之巧、纹饰之美、内涵之妙的审美特点,为当代文化创新应用提出思考借鉴。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空心砖墓发掘简报

2019年至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村清理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发现有6座空心砖墓,时代集中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圹、竖穴墓道洞室和斜坡墓道洞室等多种结构,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形制特征,对探索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战鼓在群众广场舞中的推广价值与路径探索

秦汉战鼓作为一种流传两千多年的民间传统艺术,属于群体性活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在我国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的当下,通过文献资料等方法,对秦汉战鼓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进行简要分析,探讨秦汉战鼓在群众广场舞中的健身、社会、审美和文化价值,探索其推广路径,对于秦汉战鼓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秦汉时期“贬屈论”的嬗变谱系与价值维度——兼论“文”“儒”相分视阈中的屈赋评价

战国秦汉时代,“贬屈论”成为当时士人评价屈原与楚辞的一种重要倾向,其内涵经历了质疑屈原立身处世之道到否定其人格和文学的发展嬗变,折射出由战国时代“游士”文化的多元思想逐渐过渡到两汉“大一统”观念下尊经价值确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汉中期之后儒学思想演变成为经学正统,屈原作为“文人”传统的早期代表,其狂狷个性不容于儒学推崇“君子”人格的尊经价值,而楚辞奇美瑰丽的审美风格也不符合儒学文质彬彬的中和规范,这成为楚辞在此后长期受到儒学尊经正统文学观贬斥的文化根源。究其实质,“贬屈论”彰显出战国秦汉时期屈原和楚辞影响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纵观此后繁复纷纭的屈赋评价,东汉中期儒学尊经影响下“贬屈论”中所贬之内容,恰为高度褒扬屈原及其文学成就之处,这种历史的文化吊诡引人深思。因而,“贬屈论”是从与正统尊经儒学相异的角度更加凸显了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不朽价值,而魏晋以后“文”“儒”相分视域中的屈赋评价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对于深刻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成就以及我国文艺精神的总体性特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战国秦汉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编织工艺研究

本文以战国秦汉时期的两件斜向互绞编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复原的方法对战国秦汉时期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组织结构与编织工艺进行分析与探究。对比两者在结构、格眼、纹理、组边上的异同,发现通过变化基础结构中经线交织的方向和次数可以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纹理效果。在编织工艺上,两者都使用斜向穿绞编法。其中普通组各编线间的编结变化和排列顺序以2个经线数为循环,编线在各行编结时的状态与编线数的奇偶和第一行编结时各编线的编结状态有关。

秦汉高级军吏铠甲演变考析

铠甲作为中国古代战争中重要的防护性军戎服饰,是军事作战的刚需品,探究铠甲的演变对于考古学具有重大意义。对秦汉高级军吏铠甲的材质、甲片、结构、编缀方式、装饰特点和艺术风格进行考析,有助于了解秦汉高级军吏铠甲的演变历史。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毋害”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毋害”一词,是对官吏的评价用语。“害”为“造成危害”,“毋害”作为评价官员品性的用词,是由“没有瑕疵”引申而来的“严谨、认真”之义,强调官员提拔、任用的个人品行,将其作为察举官吏的标准之一。在秦汉律令文献中,“毋害”与“不害”在表达危害程度上有所差别。“毋害”强调从未发生具有危害性的事情;“不害”强调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具有严重危害性,即危害程度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