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本纪》“项燕立昌平君反秦”辨正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简二八,云:“(秦王政)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综合有关材料和研究,其中的阙字应释读作“为”,而“昌平君居其处,有(又)死”当单独断句。由此可知,昌平君应死于秦王政二十一年。故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秦王政二十三年,秦军虏荆王负刍和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一事,是值得重新审视的。考《六国年表》《楚世家》《蒙恬列传》《王翦列传》等,这些篇目相关记载的史源均是《秦记》,一致记述了荆王负刍被虏于秦王政二十四年,且都没有昌平君反秦的身影。清人梁玉绳又指出《本纪》自身存在的一些史事发展矛盾。因此,有关项燕立昌平君反秦的记述虽载于《本纪》,但其可靠性应该被审慎对待。

秦史学史的第一页:《史记》秦文公、史敦事迹

《秦记》是考察秦史学史必须关注的论著。《史记》采用《秦记》记录,保存了很多重要信息。秦文公十三年(前753),秦"初有史以纪事"。秦人史学学术自此开端。秦文公时代撰写的《秦记》对秦襄公建国史事有所追述,保留了最早的史学信息。"史敦"对梦的记述和解说,体现秦早期史官兼领史学职能与神学职能。后来记梦长期是史官职任,而解梦则由专门的占梦职官承担。

失落的秦人国史——《秦记》探赜

《秦记》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官修国史,其记事上溯秦襄立国,下及六国时事,述史起始比《春秋》早数十年,下限亦远超后者。《史记·六国年表》据其而编,包含了其佚文。《秦记》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天象、筑城置县、对外战事,而尤以后者为最多,其述史特点是"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秦记》的产生是春秋早期"秦人周化"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是秦人迈向文化自立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抗战时期秦记西南印刷厂的公司化经营思考

秦记西南印刷厂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桂林开辟的一块重要文化宣传阵地,是文化界统一战线性质的印刷厂。其公司化的经营方式既培养了政治素质过硬的出版人才,又推动了抗日事业的发展,更给当代出版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要建立突显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文化,建立健全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探索创新性的盈利模式。

再考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问题

笔者曾在１９９１年第５期《文史哲》上刊文提出，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２２２年）灭齐即最后灭六国。张金光同志不同意此说，在该刊１９９２年第６期进行反驳。然而其说虚妄错谬，并不能推翻拙论。一梁启超曾说：“西汉之初，经秦火后，书颇散亡。汉廷广开献书之路，悬...

秦襄公纪年考辨

清华简《系年》与《国语·郑语》等材料表明《史记》中所载秦襄公的纪年存在问题。司马迁将西周的覆灭与周平王东迁作为同年之事处理是导致秦襄公纪年与史事出现矛盾的重要原因。秦襄公在西周覆灭时伐戎救周幽王,十二年后护送周平王至洛邑,始受封为诸侯。秦襄公为嬴秦部族首领的第十八年与其为秦国开国之君的元年是同一年,《史记》所记秦襄公在位的十二年实际上应为其作为诸侯国君享国的十二年。

史遷不采《秦記》始皇詔書説——也説嶽麓秦簡《秦始皇禁伐湘山樹木詔》

本文認爲《嶽麓書院藏秦簡(伍)》所記《秦始皇禁伐湘山樹木詔》以及出土資料所見秦二世繼位文告等,皆爲秦末胡亥、趙高之流的政治宣傳,秦國史官所撰《秦記》應都有記載。在依然充斥着秦代遺留宣傳品的漢初環境中,司馬遷不采信《秦始皇禁伐湘山樹木詔》,不采信《秦二世元年文告》,不采信“二世繼位詔書”,拒絶《秦記》,正確地記述了秦末的史實。

《战国策考辨》序

战国二百余年，为吾国古代社会剧变时期，其间兴废损益，影响于后世者至深且巨。秦始皇既并天下，尽焚六国史书，惟存《秦记》，后亦散侠，于是考战国史事者苦于文献难征，而《战国策》遂为世所重。《战国策》本非先秦成书，当七雄纷争之际，纵横之士，腾口说，

汉初利用档案的故事——萧何次律令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首先在大泽乡举行起义。刘邦闻风也率领二、三千子弟在沛县响应。二年后刘邦西略地入关占领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只有萧何不为财色所动。他以一个策略家的远大胸怀,审时度势,意识到秦皇朝已经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他明白一个朝代总有东西值得后来者借鉴和利用,理想的方法是从前朝的档案史料中寻找和挖掘。于是,他先入秦丞相、御史府、把律令、图书等全部收藏起来。 萧何所收藏的律令、图书数量繁浩,内容也相当丰富。其中一部分包括秦记,百家语,医药、

我国古代图书的厄运

读史料文章,因职业习惯,我常注意收集反映古代图书厄运的资料。现予辑录,以飨读者。厄运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分裂割据的思想和政治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一些儒生、游士希望复辟封建贵族的割据局面,他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

中国古代图书的十次劫难

中国古代的图书典籍,历遭厄运,有的是残酷野蛮的战争使大量图书变为劫灰,有的则是封建统治者有意毁灭图书。隋代秘书监牛弘曾概括过隋以前的五次重大图书厄劫;明代胡应麟又增补了隋至明以前的五次。明代以后,又有几次厄劫。现将其中主要的几次略述于下:一.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烧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

我国图书馆史上的几个“第一”

书籍所遭受的第一次大厄运:公元前213年,秦李斯上焚书奏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始皇准奏,遂下令除了医、卜、农书之外,诸子百家史记诗赋等书,凡不属于官家所藏的,一律焚毁,为的是维持秦的一统天下,压制言论,禁止“道古害今。

书通二酉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荆州记》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凡博士官以外所藏《诗》《书》《百家语》也在焚烧之列。有敢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论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者判黥刑,并罚为城旦。一时之间,全国到处浓烟滚滚,秦前文化面临绝灭,史称“焚书坑儒”。

汉字背后的趣味知识

不要惹＂我＂!＂我＂是什么？不就是第一人称代词＂我＂嘛!的确,字典上就是这么解释的,但这并非＂我＂最初的含义,而是引申义。事实上,＂我＂的本义是指古代的一种兵器,与现在＂我＂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甲骨文＂我＂＂我＂是一种类似三戈戟的兵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秦代以后逐渐消失。

林峰 我与你们想的不一样

无线电视台,历来是巨星的摇篮。上个世纪,他们捧出了"无线五虎将",近几年,则又成功打造了"无线六小生",无论是吴卓羲、陈键锋、马国明、黄宗泽,还是黎诺懿、林峰,个个已经拥有了一片天空。不过,其中最具上升潜力的,还是素有"小古天乐"之称的林峰。之所以被港人称为"小古天乐",一方面是因为林峰不但脸庞黝黑、脸型立体,与古天乐外形有几分相似,而且俩人还曾经一起主演过《寻秦记》,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同刚刚出道的古天乐一样,身上充满了话题。

秦襄公、文公年代事迹考

由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秦本纪》时主要以基础，遂使汉代以降利用《史记》研究秦襄公、要包括三个方面：“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为资料文公问题者的意见存在诸多分歧。

政论与史论:秦政治人物关于“史”的对话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秦人尊重历史的传统,还表现在秦人先祖传说多得以保留,形成非常深刻的历史记忆。秦国史书《秦记》,成为《史记》重要的史料资源。秦人对历史的看重,体现在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秦史记录中所见高层政治人物的对话,往往政论和史论结合,尤其习惯于在议政时以史事为比喻。政与史的交融,可以在多种主题的论说中生动应用。

论秦史蝗灾记录及其学术价值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和卷一五《六国年表》有关秦王政四年(前243)"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及"蝗蔽天下"的记载,是正史所见最早的关于蝗灾的明确记录,也很可能体现了所有传世文献所见最早的有关形成一定危害规模的蝗灾的历史记忆。这一记载对于农业史、灾荒史、生态环境史以及昆虫学史意义重大。秦文化重视灾异的传统,也因此得到反映。《史记》关心民生的史学精神,也应当为后世史家认真领会并努力继承。

有关“秦记”的几个问题

《史记》述秦史多次提及"秦记","秦记"是特指一部史著,还是泛指秦国的历史记注的总称,史学界有不同意见,但《史记》记载秦史时,大量使用"初"字句式表示事件初次发生或者制度的初创,所记秦史以外的部分在表示相同意义时,却很少用到这种句式,这为认识"秦记"的属性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通过对比发现,"秦记"并不是特指某种秦国国家史书,而是司马迁对他所见秦国几种历史记录的一个统称。秦设有多系统史官,且留有互不交涉、形式有异的历史记录。司马迁著《史记》有着"疑则传疑"的原则,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刻意保存不同史料间叙述矛盾之处,也是"秦记"非特指一部秦史著述的证明。后世史家可能对残存秦国历史记录有过整理,编纂成《秦纪》,但至迟至班固时期就已经散佚。

论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对占卜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秦始皇'不烧之书'中所指卜筮的范畴据《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焚书时,'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