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情感与后人类——《羚羊与秧鸡》的多维解读

加拿大小说家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中,描绘了一场发达科技时代生物技术滥用导致的人类灭亡悲剧,融通了科技、情感与后人类三个维度之间的架构逻辑。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理性成就了完美的技术乌托邦,然而漠视科学伦理与人文艺术的倾向错解了物质秩序与精神秩序,引发了深层次的精神与情感危机。作为“后人类”构型代表的秧鸡人最终走上重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道路,这样的结局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重建“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接续关系的尝试。

秧鸡不是鸡(下)

上一期的《秧鸡不是鸡(上)》一文,为大家介绍了宁波(其实也是整个浙江)的4种较常见的秧鸡。而接下来要说的几种秧鸡,可就绝对不是“你说想见就能相见”了。灰胸秧鸡,十年见一回灰胸秧鸡(也叫蓝胸秧鸡),一种神秘的鸟,自从十几年前曾与之有过偶遇,迄今尽管对它心心念念,且寻寻觅觅,但始终无缘再见。2006年,是我爱上拍鸟的第一年,那时兴致特别高,稍有空闲就到野外找鸟。那年6月2日,我和鸟友李超骑车到江北庄桥的田野中拍鸟。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白胸苦恶鸟及其幼鸟(跟黑水鸡的幼鸟一样,也像个黑色的小圆球)。

中国内地鸟类新记录——红脚斑秧鸡

2023年6月9日,在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中记录到红脚斑秧鸡(Rallina fasciata),经查阅文献,确定该种为中国内地鸟类新记录。

“三维”转换视角下《羚羊与秧鸡》汉译研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著名加拿大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她一生笔耕不辍,创作多部文学经典。2003年,她发表小说《羚羊与秧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羚羊与秧鸡》以一场席卷全人类的灭绝性瘟疫为核心情节,刻画了科技时代人类走向末日的故事,表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写作对人类现世的深切反思。文章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以韦清琦、袁霞学者的汉译本为例,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分析《羚羊与秧鸡》汉译本对其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为在翻译中恰当运用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从《羚羊与秧鸡》看阿特伍德的人文关怀

同阿特伍德以往的生态小说相比,《羚羊与秧鸡》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并不够深入,也未能对基因技术的潜在危害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剖析,然而,在虚构未来社会腐朽病态文化方面却是生动传神、力透纸背的,它对当代西方文化进行了无情的影射和尖锐的批判,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关怀。

科学·人性·未来——《羚羊与秧鸡》的生态主义解读

通过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北美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本文对科学与人性的关系进行了思索,强调了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性,指出只有明智的选择才会使人类有美好的未来。文章还特别分析了小说中有关基因工程的情节,指出基因工程的运用还有待商榷;因为我们今天的决定会影响人类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应该谨慎地走好每一步。

我国新发现古新世秧鸡化石

本文记述了产自安徽潜山古新世痘姆组一鹤形目鸟类化石。依据其肱骨、胫跗骨和跗骨等具有的不同于已知鹤形目鸟类的特征，订一新属种，隶属于秧鸡科，它既填补了鹤形目在古新世的空白，也是秧鸡科最早和形态比较原始的代表。

逃离异化的空间——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加拿大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的《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是两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描绘了未来社会黑暗的生存状态。探讨了异化的政治性空间,并将时间维度作为其参照系,来阐释作家隐藏在空间主题后的另一个主题———逃离。

技术统治与生态灾难:试析反乌托邦生态小说《羚羊与秧鸡》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力作《羚羊与秧鸡》是部优秀的反乌托邦生态小说。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技术统治的双重生态危害性既对自然进行肆意改造与盲目破坏,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因此,技术的发展和利用应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观照和指导下,以保障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从《羚羊与秧鸡》看阿特伍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表现出了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注。本论文将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基本理论,着重分析这部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男性与女性、男性与自然、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以求引起人们对于如何看待女性、以及女性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的关注。

“反乌托邦”小说的一部杰作——试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羚羊与秧鸡》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小说《羚羊与秧鸡》以黑色幽默的冷峻风格,通过对人类末日图景的惊人描摹,表达了作家对文明异化人性的深切反思,流露出作家对后现代社会人文艺术走向沦落的可悲现实的惋叹之情。作品以高度的艺术技巧,为自身在反思文明的人类精神宝库中赢得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跨越时空的桥梁——论《羚羊与秧鸡》的互文性

互文性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及女性主义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基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与巴赫金的"对话"和"复调"理论所提出的概念。该理论强调每个文本都存在于与其它文本的关系之中,对于文学创作与解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阿特伍德小说《羚羊与秧鸡》中的"互文性"具体表现在《羚羊与秧鸡》文本与"喜马拉雅山雪人"传说、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圣经故事(如上帝造物、摩西出埃及等故事)以及哥特小说的互文关系。这些故事的互文关系凸现了该小说对传统文类范式的借用、扭曲、调侃和颠覆,显示阿特伍德对科学技术异化人性问题的深切反思以及对人类走向沦落之可悲现实的惋叹之情。

现代科技伦理反思——解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

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以其灰暗的笔调描绘了一幅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未来世界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末日景象,该小说被评论界公认为是一部典型"反乌托邦"的小说。违背科技伦理的科技成果的滥用而导致的人类灭绝是该小说的主线。缺乏伦理道德的科技发展将人类带入社会病态的境地,唯有构建现代科技伦理才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

《羚羊与秧鸡》的黑色幽默艺术探析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力作《羚羊与秧鸡》具有深厚的生态关怀意识。小说以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深刻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盲目破坏。拟从冷峻幽默的叙述风格及滑稽歪斜的人物形象两个方面,来探析黑色幽默艺术手法对生态灾难图景和文明末日景象的深刻揭示与反思。

从《羚羊与秧鸡》反思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2003年发表的反乌托邦新作《羚羊与秧鸡》中描绘了一个由科技狂人们所操控的未来世界。在这个未来世界中,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表露无遗,不仅造成了更多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而且也导致了人类的异化和物化并最终沦为"单面性的人"。与此同时,人文道德沦丧,文学艺术遭到空前的鄙视。阿特伍德的这部小说中所展现的高科技对人文的挑战和冲击,使人类必须反思科学技术时代的人文精神。单纯去用旧有的人文精神规范科技是行不通的,必须构建基于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新的人文精神(后人文精神),以适应以科技为主导的当今实践的需要。

从生态主义视角窥探《羚羊与秧鸡》的恶托邦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享有“加拿大文学女皇”的称号。她的长篇小说《羚羊与秧鸡》利用对未来夸张的想象,警示人们必须合理利用技术,与大自然和谐共生。本文结合生态主义,从恶托邦的角度对《羚羊与秧鸡》这一作品进行分析,探究自然生态恶托邦和精神生态恶托邦的构建及造成恶托邦世界的原因。

江西省两种鸟类新记录——白喉斑秧鸡和红颈瓣蹼鹬

2006年10月2日和2007年8月21日笔者在江西吉安市遂川鸟类环志站（25°28’-26°20’N，113°56’-114°13’E）进行鸟类环志和野外鸟类观测过程中，记录到白喉斑秧鸡（Rallina eurizonoides）和红颈瓣蹼鹬（Phalaropus lobatus），经查阅文献后确认为江西省新记录（Zheng，2005）。

《羚羊与秧鸡》的戏仿技巧解读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羚羊与秧鸡》,将高超的后现代主义戏仿技巧和严肃的科技与生态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作品内涵,体现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本文拟通过分析阿特伍德对圣经神话及历史与现实的戏仿,进一步挖掘作品深刻的文明反思精神和深厚的生态关怀意识。

穿越边界——空间诗学和《羚羊与秧鸡》

塞尔托认为故事的发生需要边界的建立,需要跨越边界。小说《羚羊与秧鸡》讲述了一个个穿越边界的故事,一方面小说用叙事讲述了塞尔托的理论——边界是叙事产生的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文明末日景象,提醒我们无休止的跨越边界必将破坏边界两边的平衡、稳定、完整,形成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人类社会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