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秩序理论的超越:朗·富勒法律秩序观的建构——兼评富勒《社会秩序原理》

富勒将他有关良好秩序的研究界定为“有关良好的秩序以及可运行的社会诸安排的科学、理论或研究”,并将其命名为eunomics。eunomics本身既有实质的问题指向———关注公平的、公正的和尊重人之尊严的秩序,同时又是作为一种法律研究的方法在起作用。富勒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具体践行主要体现为对法律程序的研究。富勒对良好秩序的研究以手段与目的关系的讨论为前提,该研究本身可被看作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对现代二分思维方式的克服和超越。

探寻自治立法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之关联——《自由秩序原理》读后

哈耶克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主张"法治下的自由"。《自由秩序原理》是其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该书关于自由的论述极为精辟,为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把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适当的研究路径。自治立法思想与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相契合,属于自生自发秩序的范畴。

秩序原理下地面铺装在培田村落空间建构中的影响研究

培田古村落保有完整的街巷格局和丰富的建筑形制,其历史绵长,浓缩了闽西客家文化的精华,是闽西客家地域性文化的代表。地面铺装作为村落的底界面,是空间的重要构成面与展示面。文章归纳总结了培田古村落地面铺装的分类分布情况,通过分析秩序原理与铺装要素的耦合关系,剖析铺装影响底界面,再由底界面影响至整体空间,从而改变空间秩序的能力。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自由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重要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前我国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哈耶克自由思想的代表作《自由秩序原理》,领略其中所蕴藏的自由思想光辉,有助于拓展人们对自由的认识,珍视自由的价值。

我们需要的自由——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有感

《自由秩序原理》是由哈耶克撰写的政治哲学著作,于1960年首次出版。哈耶克在书中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支持的政府干预思想,基于人类思想的有限性和社会秩序的自发性,对自由理论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法治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辩护。

哈耶克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批判——对《自由秩序原理》第三部分的解读

西方学者对于自由的探索从未停止,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根据西方现有的制度内容,从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养老制度、疾病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批判,提出解决当下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新路径,力争促使自由主义思想更好的推动自由社会的发展。但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具有一定争议。

和谐秩序原理:向世界解释中国

法哲学是关于秩序原理的学说。如果说,以英语表达的"自由秩序原理",代表了一种向世界解释欧美主流秩序的法哲学,那么,以汉语表达的"和谐秩序原理",就是一种向世界解释中国本土秩序的法哲学。和谐秩序原理以法哲学的方式,满足了中国和平崛起对于法学理论的需要。以和谐为终极价值、以道义为依据的"和谐秩序原理",较之于以自由为终极价值、以功利为依据的"自由秩序原理",能够更好地建构天下秩序,实现人类大同,满足这个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的需要。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

清末民初中暹因争夺华侨而引发建交谈判。交涉中,在国家元首称号上,暹方强求中方将暹罗国王“King”译为暹罗皇帝“Emperor”,为中国所拒,建交谈判因之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暹罗原为中国属藩,在接受国际法后,开始废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国家定位上改采主权对等、国籍上改采属地主义的国际法。因追求中暹平等地位,以致造成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尤以“名分秩序论”之文化价值冲突为甚。

犯罪认定中的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内涵澄清与规则构建

以法学的科学性追求、法秩序的层级构造理论、法的安定性作为支撑的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本内涵是,在保证行为指引统一的前提下,允许不同法域根据自身目的进行相对判断。在现有理论中,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违法一元论的框架下可以实现,但应当将违法一元论理解为合法的统一,将合法的统一界定为行为指引的统一,并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在犯罪认定中,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可以通过以下一般规则实现:其他法域存在允许性规定的场合,刑法绝对地从属于其他法域;其他法域存在禁止性规定的场合,刑法相对地从属于其他法域;而在其他法域不存在行为指引的场合,刑法可以根据自身目的展开独立判断。

法秩序统一视域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认定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涉及部门法交叉问题,现行立法存在一定争议。在法秩序统一原理要求下,在认定该罪名时,既要关注前置法规定,即与《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相互衔接,又要独立判定行为是否符合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在认定保护对象、保护权益范围、责任构成等方面遵循刑法的相对从属性,在前置法违法性下证立刑事违法性,准确理解和把握行为入刑的关键是“侵害社会公共权益且情节严重”,在法秩序的统一原理下进行综合考量,发挥刑法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保障作用。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虚开案件行刑认定冲突与协调

虚开案件的违法行为以虚开行为和非法抵扣行为为核心,受税法和刑法的共同规制。实践中一些虚开案件在刑事司法中因抵扣行为未使国家税款受损不构成犯罪,而在行政执法中被认定为偷税,引发行刑认定冲突。税收违法行为的共通本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法益是虚开案件行刑认定的联结纽带。偷税罚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均以保护国家税款利益为共同法益,只是刑法在逃税罪之外,对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违法手段作特殊评价,而税法包含在偷税罚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偷税罚具有相同的构成要件要素,均可涵摄非法抵扣行为和国家税款损失结果。因此,两法域对非法抵扣行为造成的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认定应保持一致,综合增值税全链条作实质判断,禁止形式推定,从而区分“脱税罚”和“秩序罚”,以实现过罚相当。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我国曾在刑法典之外存在大量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并且事实上发挥了入罪、重刑等功能,但法定犯时代的积极刑法观却与此无关。在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下,法定犯与前置法的隔离导致刑事立法的单调化,其频繁修订动摇了刑法典本身的稳定性;过高的修订成本导致其不能及时回应法定犯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最终由司法解释被迫“造法”补漏的做法,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附属刑法模式的运用能够解决以上问题,实现多元化、稳定化、明确化等功能;并且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适用障碍在今日已经消除,可以作为法定犯时代的重要立法模式选择。在具体设计上,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制定主体相同,但主要调整不含伦理谴责的法定犯,并可广泛吸收现有体系外的刑罚制度。

刑事合规视域下企业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研究

企业数据安全管理是指对数据处理活动负安全主体责任的企业采取的对各类数据实行分级防护,确保数据持续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活动。当前,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活跃的新型生产要素,处于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的我国企业面临数据采集风险、数据存储风险与数据利用风险等多重风险。应采取合理措施应对企业数据安全风险问题:首先,应建立企业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流程,完善数据采集管理、数据储存管理与数据利用管理制度;其次,应构建企业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刑事合规制度,包括以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指导企业数据安全刑事合规管理,以“事前预防”型合规嵌入企业数据安全刑事合规管理等。

法秩序统一视域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认定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涉及部门法交叉问题,现行立法存在一定争议。在法秩序统一原理要求下,在认定该罪名时,既要关注前置法规定,即与《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相互衔接,又要独立判定行为是否符合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在认定保护对象、保护权益范围、责任构成等方面在遵循刑法的相对从属性,在前置法违法性下证立刑事违法性,准确理解和把握行为入刑的关键是“侵害社会公共权益且情节严重”,在法秩序的统一原理下进行综合考量,发挥刑法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保障作用。

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效果检视与应然路径

刑法立法中行政前置化的立法趋势是法定犯时代背景下实现行刑共治的应然选择。而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设置不仅关系到金融犯罪的治理效果,更决定了金融犯罪治理路径的走向。与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应然价值相悖的是,当前理论界对此关注不足,且存在理论前提不清、认识不一的问题。对其适用现状进一步检视后则发现,现有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设置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不仅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而且司法适用中可操作性不高,甚至有悖离金融犯罪治理目标之风险。对此,有必要立基于匹配性理论的认识论要义,遵循多元协同的方法论要求,构建集价值导向、立法设置、司法适用为一体的适用路径。由此,才能实现金融犯罪治理的现代化与法定犯时代犯罪治理需求的统一。

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著作权法》第53条第(六)项与《刑法》第217条第(六)项规定的内容均涉及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其中,《刑法》第217条第(六)项存在限缩规制规避行为类型,无法规制帮助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以及极易陷入“刑优于民”或“刑不依赖民”的不平衡困境。《刑法》之款项看似在“优化”,但实际上仍未解决问题。为解决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刑民统一性问题,需正视《刑法》与《著作权法》在保护技术措施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强调《著作权法》是《刑法》将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规范基础,入罪须建立在《著作权法》相关概念基础之上,同时要综合考虑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目的、入罪条件及其法定例外情形等方面。

刑民交叉视域下正当防卫的限度研究

刑法和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争论。二元论违背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也缺少司法实践的支持,而一元论则坚守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有利于发挥正当防卫的机能,且契合司法实践现状。刑法与民法中的正当防卫限度既包括行为限度,即“明显超过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限度”;还包括结果限度,即过限防卫行为造成的“重伤及以上损害”。在正当防卫的限度认定中,应区分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民法中防卫过当“超过必要限度”是指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即刑法中的“明显超过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民法中防卫过当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是指刑法中的“造成重大损害”。

刑法对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介入及其边界——兼论新《反垄断法》中刑事责任条款设置的正当性

平台经济所具有的跨界竞争、多边竞争、数据竞争、算法竞争等不同于传统市场竞争方式的全新竞争特性,使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法治面临严峻挑战。严重法益侵害性、法秩序统一原理和刑事治理现代化分别从实质、理论和治理层面建构了刑法介入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内在逻辑。互联网平台反垄断不在于要不要刑法规制,而在于如何刑法规制,科学厘定刑法介入边界问题。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刑法边界应以法益侵害理论为中心,围绕“功能性边界”“内容性边界”“范围性边界”进行体系化建构,形成“三位一体”的动态边界构造体系,即通过主体间视域融合在类型化的刑法边界构造体系中发现而不是发明刑法边界,创设而不是创造刑法边界。

表见代理型骗财案被害人的认定与罪名辨析

基于表见代理而骗财的场合,相对人“得其所欲”,实现了其交易目的,从而未发生财产损失,行为人不成立对相对人的二者间的(合同)诈骗。表见代理人的行为因不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其对财产的占有是通过欺骗手段从相对人处骗得的,行为指向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财产,而非被代理人的财产,故而不成立职务侵占罪。表见代理人从相对人处受领财产,意味着被代理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消灭(因而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该债权的消灭并非表见代理人转移了占有的结果,相反,系因表见代理人通过欺骗行为,使得相对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的结果,所以不成立对被代理人的债权之盗窃。从行为构造上看,表见代理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欺骗相对人,使之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其财产,导致被代理人遭受财产损失,构成三角诈骗。不同于传统的三角诈骗,作为受骗者的相对人虽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只因表见代理制度强制赋予了被代理人承担授权之责的效果,其交付了财产或者承担了民事债务,但未获得相应的对价,因而发生财产损失,构成新型的三角诈骗。

论法秩序统一原理视野下假冒专利罪的成立范围

为了更好地保护专利权,在宏观层面,站在专利权保护的整体立场,应当正确理解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内涵。从法秩序统一的视角出发,根据前置法与后置法之间的关系,刑法对专利的保护应当受到前置法所确立的专利权的制约。各部门法应当做到相互合作、各有侧重;而作为法益最后保护手段的刑法则应当保持谦抑,审慎适用。假冒专利罪的保护法益是复合法益,其中包括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超个人法益的内容是国家专利管理秩序和专利标示秩序。在认定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时,专利权的存在是专利刑法保护之前提。伪造或变造专利申请文件的行为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不应当被认定为构成假冒专利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