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当前,美国单边霸权松动。与此同时,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碰撞加剧,这加速了霸权国开启“负和博弈”战略模式。美国开始破坏基于开放、多边规则的全球化秩序,将经济作为武器不惜以自伤为代价打压对手发展,逼迫盟友和中小国家选边站队,试图让世界重新回归俱乐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化状态。大国间“负和博弈”给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更多国家出现连锁性政治动荡和社会治理困境,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也因此遭受剧烈冲击,使世界经济复苏和广大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雪上加霜。中国应更多将战略重心和关注点放在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建立协同发展模式上,同时将中美的直接竞争转化为对多数国家吸引力和对世界贡献度的间接竞争。这是中国超越大国“负和博弈”、避免陷入军事联盟和集团政治对抗,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

在官治与民治之间:关于基层社会秩序变革的一个概括

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由公-私两大统治体系构成,公代表官治体系,私代表民治体系,但这不是两个分殊的、对立的体系,两者是一种依存和互嵌关系。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这种秩序原则以新的权威形式被熔铸到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形态当中。当代基层社会秩序的重构,一方面要建立在传统社会秩序规则与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的贯通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把秩序原则确立在法治框架下的社会自治基础上。

国际权力与秩序变革

权力是行为者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能力。在任何政治秩序中,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秩序的变更,是由于该国际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发生了断裂。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而世界秩序的和平变革,必须在权力和道德两者之间寻求艰难的妥协。

新冠疫情与国际秩序变革(笔谈)

新冠疫情加速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变动与调整。后疫情时代,东亚国际秩序将迎来地区主义、多边合作的共同体发展新机遇。疫情强化了欧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而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国际法体系,则需要进一步对自身进行完善与发展,以成为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为深入剖析疫情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编辑部特邀请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政府管理学院及复旦大学法学院相关领域的学者,分别从后疫情时代东亚及欧洲国际秩序、中国面临的"地缘法律"新形势、疫情对国际法体系的影响以及古代欧洲瘟疫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展开分析,以期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背后:国际秩序变革下的中国选项

美国当地时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刘鹤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致特朗普总统的口信。随后,刘鹤在协议签署仪式上表示,作为国际事务中负有重要责任的两个伟大国家,正视分歧、管控分歧,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这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能够稳定全球经济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符合两国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全球经济秩序变革中的国际经济法新趋向探究

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影响着世界各个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思考。近几年来,全球经济秩序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保证各国权益以及和平合作,国际经济法也必定会得到修改和完善。而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那么,在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中,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关乎中国崛起的未来命运。本文对全球经济秩序变革下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向进行了研究。而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更应该认真研究相应对策,并修改相关法律,维护国家在世界中的主权地位和正当权益。中国应该如何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发展中大国的世界秩序变革逻辑与中国实践

发展中大国受制于实力等因素无法推翻现行国际秩序另建新的秩序,但有意愿也有能力对现有秩序进行渐进式变革。国家发展路径是从地区强国成长为全球强国,这符合秩序变革路径。地区是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依托,塑造和平与发展、安全与稳定、民主与公正成为构建地区秩序的目标。在获得地区发展支持后,发展中大国扩展海外利益、寻求全球范围的发展和治理优势就必然要在国际层面突破秩序制约,通过国际秩序变革为国家发展获得制度支持。国际合作是秩序变革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发展与合作的共同需求改革现有制度,建立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才能使秩序变革行之有效。

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也是当前国际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大国政治的回归,全球南方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一个庞大群体和一支重要力量,成为相关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从国际秩序的一般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出发。

金砖国家加速国际秩序变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金砖国家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合作成效日趋显著。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已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新冠疫情与国际秩序变革

新冠疫情加速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塑造者、秩序内容和价值观念。首先,疫情对大国实力对比产生了阶段性影响,中国相对获益高于美国,美国声誉受到挑战,新冠疫情增加了中国的秩序塑造话语权;其次,国家中心原则得到加强,国际组织效用受到挑战;最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式微,非西方思想显示巨大活力。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首先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着力加强实力建设;其次顺应国际秩序变革趋势,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多边合作和制度化进程;最后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可靠路径。

国际能源秩序的变革:国际法的作用与中国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国际能源秩序正在经历世界能源生产重心的变动和世界石油消费市场的转移等变化。未来国际能源秩序将呈现出北极地区和国际海底区域成为能源布局的新领域、非常规能源的开发成为能源发展的新方向以及能源市场的话语权成为争夺的新焦点等趋势。现代国际法对国际能源秩序的变革和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起着促进、规范和保障的作用。在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中国应从国际能源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革新者、从国际能源事务的冷眼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加者、从国际能源公共品的享受者转变为提供者。

秩序变革期日本外交的重构与对华政策调整

日本外交正处于关键性的转型期，其关系逻辑和行为模式复杂多变，但并非无章可循。国际秩序变革给日本外交重构提出了时代性要求，作为外交重构“出口”的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又会给秩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在外交重构过程中，战略转型呼唤外交体制改革，体制改革为外交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在今天的日本外交中，“吉田路线”仍未终结，但受到正在形成的“安倍路线”的挑战。与“拥抱战败”的“吉田路线”相较，“安倍路线”中核心国家利益的选项以及排序均有明显差异，属于崭新的战略思维与规划。它以摆脱战后体制为指向，以成为全面正常化的大国为目标，虽重经济，但更重安全与价值。在全力推进“安倍路线”的过程中，日本开始主动谋求对华政策调整，其实质仍属基于对“权力”与“原则”综合考量下的对冲行为。从长远来看，尽管日本此轮对华政策调整具备战略意涵，但短期来看仍是策略层面的，依然停留在个案合作阶段。

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政党功能与政治稳定——结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来谈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以实现其利益和主张,但是在没有政治制度和组织保障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政治混乱甚至是暴力革命,而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具有吸纳和同化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既扩大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又保证政治稳定的目标,必须发挥政党的作用。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政党功能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对于今天中国在中间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扩大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实现社会政治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以《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为例

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以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协调程度为参照系,论述了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强调处于成长阶段的中产阶级政治上倾向激进,是政治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已经壮大和成熟的中产阶级政治上趋向保守,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力量。他还分析了中产阶级中的青年学生和部队军官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对于我们今天引导和规范中间阶层健康成长、建设和谐的橄榄型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世界知识论坛2021·夏季号——大国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新趋势、新未来

2021年6月18日,由《世界知识》杂志社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世界知识论坛2021·夏季号”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举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等20余位专家学者就上半年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总结,重点围绕大国关系走向、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发表看法。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国与国际秩序:机遇、挑战及应对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守成国和崛起国围绕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身处变局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在大国竞争旋涡中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推动国际秩序改革既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大国战略竞争导致的体系和单元层面不确定性、秩序观竞争、守成大国制度制衡等方面挑战。对不断加剧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国应有清醒理性的认识,在立足自身发展基础上,从提升规则制定能力和理念国际认同度两个方面推动国际秩序转型进程。

国际经贸秩序的变革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贸秩序加速调整。新兴经济体经贸实力大幅提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积极开展TPP、TTIP和TiSA谈判,意欲重掌国际经济话语权。面对三大经贸谈判合围的压力,中国应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以破解美欧日控制世界经贸规则制定、主导国际经贸秩序演变的困局。

大变革中的新世界秩序愿景

世界秩序由价值、国际制度和大国治理能力这三大要素构成。直接来讲,价值、国际制度都是由富有治理能力的大国塑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之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世界秩序被称为"自由世界秩序"。从世界秩序的形成到正在发生的大变革,意味着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在于支配性大国的国内政治或者大国治理能力。

2017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综述

论文从七个方面梳理了2017年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问题领域和研究动态,包括国际秩序变革、国际机制与规则、国际贸易与投资、国际金融与货币、国际发展与援助、地缘政治经济。其中,国际贸易与投资议题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前沿问题,在研究文献中占多数。地缘政治经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兴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重塑“天下观”的时代意义与现实途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加入国际体系进程的逐渐深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能否为塑造具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推动国际秩序合理转型提供启发和借鉴成为热点问题。而"天下观"正是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思想理论资源,但近代以来,传统的天下秩序在西方国际秩序的冲击下崩溃瓦解。因此在新形势下,需要讨论"天下观"的时代意义和解决重塑"天下观"的路径选择问题。关于"天下观"现代意义的理解对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新型全球治理模式具有积极的意义。重塑"天下观"并不是对历史上分封体系和宗藩朝贡体制的简单复制和照搬,全球治理需要新知识与新秩序,而创新是在各方既有知识的基础上互动实践生成的,因此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的互动实践才是重塑"天下观"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