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智社会人工智能诚信问题对公共秩序安全的冲击

如同人类总被诚信问题困扰一样,人工智能带来了难以消除的诚信问题。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对诚信不可或缺的需求,依据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两者功能的相似性及其不断建构的“类人”形象,提出“人工智能诚信”概念十分必要,且有利于解决人工智能可信度问题。从起源上看,人工智能诚信问题是人类和“类人”之间产生深度社会互动,进而成为新诚信主体后随之产生的新问题。人工智能诚信问题形成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人工物”的自然特性;二是自然语言的特性;三是“暗知识”的困境;四是人类行为的策略性。人工智能诚信问题具有公共性特征,作为新诚信主体的人工智能如果不能维护人类的经验真实,必然损害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公共性,进而损害公共秩序的建构。从国家安全角度看,目前人工智能诚信问题对政治选举、社会基本秩序和司法安全都带来系统性冲击,最终对公共秩序安全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对齐人工智能技术和伦理的有效方式是诚信评估。以人工智能诚信概念为基础,建构人工智能体的诚信检测体系,评估人工智能体的诚信水平,是消除人工智能诚信问题的新方式。即使如此,人类依然很难彻底消除人工智能诚信问题。

从社会组织到治安组织:保障乡村秩序与安全理路探析

面对乡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秩序与安全失位现象,治安组织通过预测、防范、控制、管理、矫治、规制等功能的发挥,在乡村地区政府和村民之间双向嵌入,进一步完善治理组织体系,构建合作型治安治理模式,进而维护乡村秩序与安全。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日澳双锚”如何推动亚太安全秩序转型

在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日本和澳大利亚凭借能力投射、关系连接、代理制衡三大功能成为美国极其倚重的“南北双锚”。日澳既重视维护美国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又有实现地位提升和加强安全保障的意愿。2013年以来,日澳借联盟管理机制处理与美国的矛盾分歧,通过强化防卫能力建设、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推动对华竞争、引领小多边合作等,推动着亚太权力分配格局重塑、权力关系对抗化和制度上的重叠竞争。然而,由于美国在联盟管理上对日澳拥有不对称优势,两国往往需要服从于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亚太安全秩序转型不能完全反映两国利益。中国应重视日澳在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就地区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同日澳深化共识、协调行动。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与对亚太安全秩序的挑战——基于施动者—结构的分析

美国在亚太安全秩序中占据绝对权力优势,东盟扮演着机制规范的“中心性”角色,中国在观念共识层面的引领性作用突出。优势各异的多元施动者不仅是亚太安全秩序弱稳定性的来源,也是影响地区秩序维系与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美英澳安全合作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三方军事协作,曾在权力、观念与制度维度挑战了地区与国际秩序。2021年9月以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发展给亚太安全秩序带来诸多挑战。该安全伙伴关系在权力维度将推动亚太地区权力格局复杂化,削弱地区与国际军控体系。其在观念层面对“小多边”身份认同的强调,会强化地区阵营对抗与观念分歧。美英澳三方实施的“安全化动议”在削弱东盟主导的机制规范影响力的同时,也将增加亚太安全秩序的不稳定性。

“印太构想”下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政策

从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角度检视,作为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印太构想”,可谓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必然产物。“印太构想”在出台前历经“胚芽期”“胚胎期”“胎儿期”三个战略观念发展阶段,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认知也随之变迁。在“印太构想”的“胎儿期”,日本对东南亚海洋安全形成了新认知,主要将之视为通过主导“印太”海洋安全秩序构建而主导“印太”安全秩序的关键着力点。基于此,“印太构想”出台以来,呈现三大特点:以编织由日本主导的“共享基本理念”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国际联盟网络为政策目标,以开展“体系化防卫合作”战略性提升与东盟及其成员国海洋安全关系为核心政策措施,以将南海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形塑秩序规则认同和深化与东南亚相关海陆浅纵深交通枢纽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为政策重点。未来五年,日本会进一步以海洋安全为重心深化实施“印太构想”,强化在东南亚的海洋安全影响力,以辐射整个“印太”尤其是“印太”其他中小国家。日本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在目标、核心措施和重点上均会有所调整,以加速构建由日本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不过历来重视大国平衡的东盟并不会轻易选边站。“印太构想”下日本充满陆海二元对立和排他性特质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自始至终都有其限度。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东北亚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依托地区。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安全机制的缺失使东北亚安全秩序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不仅朝鲜半岛和台海局势仍重兵对峙,两个热点问题呈持续升温之势,而且在大国关系结构性的矛盾之中,冷战意识仍然存在,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构建陷入困境。要走出东北亚安全秩序的困境,必须构建东北亚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共识,推动地区各国重新构建东北亚安全与合作的新理念,构建东北亚地区“多极”主导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伊朗建立波斯湾次区域安全秩序的设想和努力

中东作为当前全球矛盾和冲突最为复杂和集中的地区,短期内将难以化解各种矛盾和建立全面的安全体系。但中东的波斯湾地区作为世界主要能源产地,其安全局势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因而有必要首先在这一次区域地区建立安全秩序。伊拉克战争后,波斯湾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长期和周边邻国关系紧张的伊朗,现已崛起成为波斯湾地区实力最强的国家。为了抵制西方国家干预和维护海湾地区稳定,伊朗明确提出了和波斯湾其他国家共同建立地区安全秩序的设想。为此,伊朗近年来和伊拉克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积极开展对话改善关系,并向邻国保证其核计划仅限于调整能源结构的和平用途。伊朗为此所做的努力,现已为建立波斯湾次区域安全秩序创造了一定条件。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朝将“天下”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具体实践之中,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建立起较为成型、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进行海域管理。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对于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二是以制度建设保障各地水师开展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等任务,有效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三是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晚清政府以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立约保藩”的外部层面却遭遇失败。探讨清代海疆安全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三方面的重要启示。

2018:震荡与重塑中的国际安全秩序

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多个热点降温。国际安全呈现出的新特点、新挑战、新机遇是近年来世界形势量变不断加速发展的最新结果,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内涵外延发生变化的反映,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上不断凝聚共识、锐意改革,是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

国际安全秩序的变革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下简称"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南亚安全秩序与印度的地区战略选择

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南亚地区安全秩序总体可类化为"霸权+权威"模式。在此背景下,南亚地区核心国家印度对域外中国、域内巴基斯坦及域内其他国家采取了三种差异化战略。同时,此差异化战略组合引发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失衡性和断裂性加剧,未来南亚安全秩序更不稳定;南亚其他小国"借势"中国对冲印度,谋求"动态平衡",从而使南亚安全秩序的动荡性增强;印度以"国家安全"为名,将"中国威胁"内化,导致中印在南亚合作的战略空间收窄。

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秩序的演变

本文旨在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太安全秩序的缘起和形成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关系演变、结果成因及其历史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以及多边与双边的安全机制三个层面。中美两国在如何定义中美关系的认知上虽然存在差别,但两国在亚太地区始终保持合作的态势,避免发生对抗。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演变历经中美建交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亚太的安全秩序具有对抗性;在第二个阶段,亚太安全秩序从对抗转向合作,中美建交为亚太地区带来了持续40年的和平与稳定。《中美联合公报》的"反霸"条款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是亚太安全秩序的重要基石和核心理念。中美关系的演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关系的发展既把握了历史机遇,也需更好地把握战略共识。

战后国际安全秩序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错综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乃至近现代史的绝大多数时间点上，即使中美严重对立、甚至兵戎相见，双方的战略关系也难以简单用一个词概括。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基于产权变迁视角的中小煤矿企业安全秩序重构

首先对煤矿安全生产秩序的国内文献进行梳理,然后剖析煤炭资源产权制度安排与中小煤矿企业安全事故的关联,最后提出从法律变革明确煤矿资源国家所有属性、相关制度保障煤矿投资人稳定、长期产权以及矿权流转三个方面来重构中国矿企的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重塑与日澳安全合作

冷战后日澳安全合作逐渐增强,实现了由“间接盟国”到“准联盟”的转变。关于日澳安全合作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美国推动说、日澳同质说、经济外溢说和防范中国说四种观点,还有必要从地区安全秩序的视角对日澳安全合作进行分析。日澳安全合作的自主性,源自双方对于地区安全秩序诉求和安全手段选择的诸多共识或契合。受此影响,日澳安全合作不断增强,体现在安全协议日益增加、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地区安全事务协调增强等方面。这对日澳双边关系、亚太联盟体系和地区安全环境等存在多重影响,也面临美国因素、内部分歧等限制。对中国而言,要注意到其自主性,加强与日澳利益交融,降低其对华安全威胁认知,促进多元包容的地区安全秩序构建。

物质、制度、规范综合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

自1979年以来,东亚地区基本保持了稳定与和平,没有大的战乱与冲突发生。是什么机制维持了东亚的安全与稳定,学界颇多争议。鉴于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主张的折中主义分析方法,当前地区的安全秩序主要是由大国间的互动决定的,大国间互动的方式可以从物质、制度与规范3个层面综合全面地进行考察。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一种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结构性矛盾的方法与愿景,也是一种对未来维持地区安全秩序的蓝图。结合近些年国内外对于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研究,当前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由如下3个方面决定:在物质层面上主要是美国与中国安全与经济政策的互动及相互影响;在制度层面主要是大国以现实主义的目的参与东盟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在规范层面则是大国推行自由主义规范与主权规范的相互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