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公民复兴运动中的最后一幕”?——论波考克的公民共和主义与美国政治秩序的关系

本文讨论了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及其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关系。结合阐释这一概念所需的思想史框架,指出波考克将美国革命称为“公民复兴运动的最后一幕”的原因;并且,通过对比波考克和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解释,文章呈现了波考克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如何落实为一套秩序形式,以及这种秩序与美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文章对波考克的写作“语境”进行了反思,提示在生存论的意义上理解“共和”概念,从不断生成社会运动的角度判断政治秩序的成立,可能是波考克构建思想史和判断具体问题的条件。

浅论《诗经·周南》中的政治秩序与性情教化

《周南》历来被儒家学者视为“正风”,这些诗歌通过生动的描绘和富有哲理的诗句,引导人们修身齐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突出体现了《诗经》的诗教作用。基于此,本文对《诗经·周南》篇进行解读,并分析这些诗歌是如何通过诗意的表达传达出政治秩序的观念以及性情教化的内涵。

简论亨廷顿“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为稳定与自由的矛盾、发达与发展的矛盾、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循环与进化的矛盾。亨廷顿“政治秩序”内在矛盾的形成主要有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两个方面的原因。

合作主义政治秩序观的结构分析

政治秩序是合作主义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合作主义的政治秩序观认为,在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过程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国家、利益团体和利益团体成员,分别主导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充当减压阀和秩序化的中介、被纳入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轨道,从而既具有各自的功能及特点,又相互联结与合作成为一个秩序体系。这一秩序体系不以竞争为核心,而是保持并体现了功能主义的典型特征。

论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从乌鲁木齐“7·5”事件谈起

理想的政治秩序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行,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稳定。然而,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创伤,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鉴于此,笔者借以政治学的理论来对"东突"恐怖主义分裂势力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揭示"疆独"的本质,并尝试提出社会变革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行与维持的主要路径,以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一些启示。

政治秩序·经济效率·社会公正——转型国家的社会公正及政府责任研究

在国家转型时期,经济效率虽然对社会公正也会造成某种负面影响,但它不是这一时期社会公正问题的唯一主要矛盾,在效率的因素之外还存在着非效率造成的社会不公。就是说,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转型国家的政治秩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影响非常重要。要解决转型期以非效率不公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就要在认识到转型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要求与转型滞后的必然性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主要是行政体制渐进变革,从而使政治秩序为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提供基本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该履行其重要责任。

论政治参与与政治秩序的张力平衡

如何实现和谐政治秩序的维持与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着张力。政治参与的高涨,必然对现有的政治秩序带来一定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时候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状况需通过某种途径得到控制。通过对政治参与与政治秩序张力的分析可以发现,政治控制约束、引导着政治参与,使其有序发展,故而有利于实现政治秩序的目标。

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涵义、要素与特征

政治秩序是指各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的规范化过程及其所呈现的状态。政治实体是政治秩序的能动性要素,政治规则是政治秩序的生长性要素,政治控制是政治秩序的实现性要素。政治秩序具有政治性、有限性、关联性和建构性等四项基本特征。

GPT技术下的深度媒介化、知识秩序与政治秩序

大模型出现之前的媒介化,更多是一种表面媒介化。以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赋权效应,从而可能会推动一种内在媒介化。然而,这种内在媒介化同样蕴含了新的风险。人类的知识生产是一种慢速生产,而以大模型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却会打破这种慢速节奏,并可能会导致两种形式的深度混淆,一是正确与错误的混淆,二是高质量和低质量的混淆。在知识泡沫和深度混淆的双重影响之下,真正的后真相时代可能会来临,这就会出现一种真实的“自我举证困难”。知识秩序和政治秩序处在某种异形同构的关系之中。以GPT技术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冲击会体现为两种困境:一种是“必须监管,但又不能监管”的约束困境,另一种则是与“政治秩序需要高度确定性”完全相反的不确定性困境。以GPT技术为代表的大模型,可能会形成某种知识大一统格局,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知识中产的意义。在知识帝国主义的背景之下,民族国家需要成为抵御这种知识侵略的重要力量。

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

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重思,应当注重其在现代语境中生成的争议性、复杂性和基源性。处于现代中国转型期的大一统问题,长期以来被学人置于专制主义进路中加以批判和解构,由此在历史认知上为通向政治实践抉择提供起始条件。对大一统的常见讨论,或者聚焦于秦汉以来两千年政治传统,或者注重《春秋》公羊学所代表的经学义理。钱穆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主张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钱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历史代表了大一统的两个形态,各自包含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两个层面。文化地理、经济生活方式透过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国族认同表现出强韧的传统延续性,而政制文教在因承维系中又深具调适弹性。道统相对于治统、礼治相对于尚法、封建分权相对于郡县集权、经义相对于法术、正统相对于偏离,在一系列争持中衍生出富有活力的张力结构,内在驱动着大一统体系的辩证宪制逻辑。中国文明透过“统”与大一统所开立的基源,不仅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指向文明演进的起始和趋向,也在秩序建构的维度上揭示出国家形态与政教体制的机理。大一统作为规范理论所包涵的超越性和天下性,为反思世界政治的文明前景提供了更富生机的进路。

政治冲突、政治整合与政治秩序论纲

政治秩序、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互动体系,他们之间构成一个“冲突—整合—有序—再冲突”的螺旋发展过程,其中政治冲突是问题,政治整合是手段,政治秩序则是前提和目的。厘清三者关系,对维系与发展现有的政治秩序是大有益处的。

贾谊《治安策》与儒家政治秩序的重建

出于对秦朝灭亡的反思总结,贾谊提出以"仁义""礼义"作为根本要道来治理汉朝,真正开启"治天下"的道路,彻底改变西汉开国以来的"取天下"格局。为了切实可行地达到这一宏大的政治目标,贾谊建议有罪官员自杀以免除刑罚。有罪官员的自杀有利于培养其气节廉耻感。作为国家中坚力量的官员有了廉耻感,不但有利于国家政治的治理,而且有利于优美、淳朴、厚重社会风俗的形成。良好的风俗有力地"托"起了政治,使政治不复堕落败坏。在贾谊主张有罪官员自杀的背后,潜藏着他重建儒家政治秩序的长远目的,这一目的在贾谊之后得以逐步地恢复和实现。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哲学问题,要能够深入理解其价值与意义,必须超越现代视野。

论公共政治秩序的逻辑变迁路径

公共政治生活空间、公共政治人际关系形式、公共政治中心整合机制和公共政治运行模式这四个方面的理论要素,构成了一个关于公共政治分析的理论模型,通过这一理论模型的历时性考察,公共政治秩序就将呈现出一个从前现代公共政治秩序到现代公共政治秩序,再到后现代公共政治秩序的逻辑变迁路径。

政治理念的秩序引导功能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的定位

政治理念以其影响政治主体的心理价值取向,从而规范着政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的内容与性质;规定着秩序生长的方向、影响政治控制的方式;关联着秩序实现的状态等方面而在政治生活中起着秩序导向功能。人民性、开放性和灵活性是正确发挥政治理念秩序导向功能的内在价值原则。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健康运行与维持的理念问题是要在政治实体方面践行"和谐"政治理念,在政治制度层面坚持"正义"政治理念,在政治控制维度贯彻"合法性"政治理念。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与中国固有的文明水平不相适应 ,其中原因各领域学者多有探讨。本文试从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高度同一性所起制约作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并对这种传统的存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种传统所带来的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认为传统的延续与现代性的发展应并行不悖 。

荀子对先秦政治秩序转型与建构的学术回应

荀子学术成长的"战国末期",正值中国早期国家宗族"共主"的王权社会向专制皇权社会转型即告结束的前夕。七国竞锋,诸子争鸣,开创新意识形态刻不容缓。荀子依"天行有常"创"性恶论",在学术批判中吐故纳新,深化乃至改写了儒学的"礼论"。荀子高举"法后王"的旗帜,隆礼尊贤,德法并举,求内圣外王之治,促先秦儒家浴火新生。

普遍政治秩序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话语重构——以贡献制的体制功能为线索

古代中国具有贯穿内、外的普遍政治秩序,即在承认地方差序格局的基础上,以集体主义为导向建构共同的政治体、经济体,并通过礼仪等文化层面的举措强化共同的身份意识。这一政治秩序的适用空间在理论上具有无限性,不拒绝治外政权及族群的参与。地方对共同体的体制性依赖源于中国国家体制提供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治内与治外的交往条件与公共秩序,并降低了交际成本。由此,不仅治外政权及族群会以贡献的方式寻求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分裂时期的诸国也会在政治冲突中运用地方视角以重构普遍政治秩序。贯穿内、外的普遍政治秩序成为中国的历史主体性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从对普遍政治秩序的探索出发,不仅能证明海外学者秉持的"中华帝国论"的话语失效,而且揭示出"专制国家论"所遮蔽的伦理面相,并能补正"多民族统一国家论"。这或许是重构政治史话语的一个可行思路。

基于话语民主的虚拟政治秩序研究

所谓虚拟政治秩序,是指互联网政治系统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功能相协调,政治实体、政治规则和政治控制等结构性要素良性互动。其一般条件是:政治实体有足够的政治理性、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政治规则应以正义、公平和良善等为基础并吸纳被统治者意见;政治控制应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但互联网环境下政治实体的主体悬置和群体极化、政治规则的正义性丧失以及去权威化和去中心化导致的政治控制力减弱,对虚拟政治秩序造成了威胁,需引入话语民主以重建虚拟政治秩序。国家层面应以电子政务为依托,扩大网络参政议政;联合网络媒体,以媒体议题设置功能引导舆论;设立民意专员并加强同宣传部门、网管部门和意见领袖媒体等的合作。公民层面应推举意见领袖,发挥其传递、引导、解释和价值影响功能;为利益群体设立参政议政的政治社区,促进深入对话和限制敏感话题的无序传播;成立网络社团,发挥其"排气孔"和"安全阀"作用。

政治秩序的构成要素分析

政治秩序是政治实体、政治规则和政治控制的统一体。其中,政治实体是政治秩序的能动性要素,政治规则是政治秩序的生长性要素,政治控制则是政治秩序的实现性要素。

政治稳定问题与中国政治秩序的基本性质

政治稳定的实质是政治秩序的存在与有效实施。政治秩序即为社会所公认的、能够产生出具有实际政治效能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规则和制度。政治秩序能否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是基于“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而形成的政治规则与政治制度。这一政治秩序符合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成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