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感与罗尔斯的秩序社会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对正义观念作了多重限定。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由公开的正义观念调节的社会。罗尔斯的正义政府也关注评价制度,正义感的普遍形成是评价制度完善以及社会秩序良好的重要标准,是秩序社会的道德支撑。按照正义原则形成的行动的欲望即正义感的形成以及如何普遍获得的问题对于罗尔斯所论证的"组织良好的社会"的构想和当今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儒家《四书》有秩序社会思想探析

儒家《四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有秩序社会思想,其表现为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两个层面。《四书》有秩序社会思想都把孝悌之道作为家庭行为规范,把对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和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要求作为社会行为规范。《论语》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说为儒家有秩序社会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治导向;《大学》首次系统论述了"齐家治国论";《中庸》首次提出了"天下之达道五"和"君子之道四"的人伦系统;《孟子》有秩序社会思想最概括的是"五伦"的提出。《四书》有秩序社会思想的特点是家庭血亲关系高于社会政治关系,家庭血亲伦理高于社会政治伦理。

仁、义与规矩--论孟子对秩序社会建构的理论进路

于混乱中开辟秩序是孟子政治哲学的重点关涉。孟子由良心本性的“恻隐之心”在人道的自然流转出发,确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原则,继之将“义”的准则进行个体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跨越,使得公共秩序的“义路”得以展开。最后以“规矩”喻制度,使用土地、财税和教育的多重保障,助力儒家秩序图景的实现。孟子在将“仁”、“义”与“规矩”进行多元统一的过程中,为秩序社会的达成构建起一条清晰的理论进路。通过对孟子的秩序之思内在机理的发掘并加以系统梳理,可为未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思想指引。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阈下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失衡及其重塑

社会心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心理基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能有效消解当代中国基础社会心态失序的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与社会心态之间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人民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一环,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实践指向,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逻辑耦合,具有本质相关性、整体联动性、互构共生性,为推动构建良好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存在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带来基层社会心态失序、“陌生人社会”带来基层社会信任危机、社会治理主体单一导致社会参与意识淡薄、基层社会心态圈层化催生群体极化现象等问题,一定程度影响并阻碍着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和成效。因此,亟须完善社会心态失衡的疏导机制、利用数字化手段建设社会信任、激化社会心态治理的多元参与、整合多方资源打破社会心态圈层,切实推进和谐社会心态秩序的建设。

论明代女教书籍出版的社会秩序建构意义

明代女教书籍出版数量居历朝之冠,出版主体的身份明显趋于多样化,女性编撰者有皇后、太后、贵妃与民妇,男性编撰者有文官、藩王与士大夫,官、私、坊皆有刊刻。本文借鉴身份认同理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明代出版女教书籍陡然增多的深层社会原因,探寻明代女教书籍出版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建构意义。

祭礼与性情:德性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

中国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显著特点,祭礼是透视中国文明深层特质与演变脉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功能学派与年鉴学派侧重以“自然需求论”“社会中心论”等理论视角探讨祭祀的起源与社会团结之道,当这两个学派进入对中国祭礼的考察时,发现祭礼中包含的人性、伦理内涵与西方的思想传统极不相同,并由此推动中国走上了独特的文明之路。祭礼在商周时期经历了一个人文化、道德化的演变,最终认识到人性中以爱和敬为主要内容的仁义特质。内在性情与祭祀之礼相配合构建起中国社会中从家到政治社会秩序的深层基础,并形成了中国文明中强调仁爱忠恕、和谐共处的思想特质。

抗战后期徽州基层治理与社会秩序变迁

抗战时期,徽州成为孤悬在江南地区唯一且完整的国统区,不仅维持了内部的稳定状态,还积极支援全国抗战。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表面上所见更为复杂。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合法性采取了限制社会参与和加大资源抽取的策略。徽州等内陆地区现代化程度低,主要依赖手工业和小规模商业,缺乏大型产业,难以承受沉重的公债和税收负担。当国家对资源的抽取超出社会承受能力,对民间力量造成较大的侵害时,双方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有时甚至难以弥合。徽州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国民政府在徽州的战时治理实践可被视为其在战时大后方社会治理上的缩影。随着国民政府基层治理能力逐渐削弱,乡村基层治理体系难以有效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也逐渐减弱。这样一个渐渐失去民众支持的政权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迅速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集体记忆与社会秩序的叙事理路——论达真“康巴三部曲”

达真的“康巴三部曲”为康巴边地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涉及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知识蓝本。他借助不同历史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挖掘了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根”和有生长空间的“芽”,形塑了文化人类学新形态,唤起了民族集体记忆和志趣,提供了正向的情感共鸣和对宏观社会秩序建构的认可。尤其是面对传统民族文化观念与现代社会文化秩序的冲突与协调,达真着重笔墨强调了社会文化与社会秩序的依存关系,彰显了民族文化和而不同与文明互鉴,在小说文本中通过具体事象聚焦当代现实问题以重构民族记忆,最终形成书写康巴现代化发展的叙事理路。

祭祖习俗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以赣南客家祭祖习俗为中心的研究

祭祖在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发挥重要的功能。探究祭祖习俗在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所发挥的功能,有助于追溯现代社会秩序的历史渊源,从而推动历史社会秩序和现实社会秩序的良好衔接,推动社会秩序的平滑转型,并从中汲取有益因素推动现代社会秩序有关问题的解决。本文选取赣南客家祭祖习俗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探索,认为祭祖在传统民间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参与建构并维护了传统社会秩序,在面对现代社会秩序中存在的追求自由与利益带来的负外部性、秩序的冷化等问题时,祭祖文化所体现出的孝、诚、团结互助等内容及中华民族同根同源思想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乡土电影中的人情礼俗及社会秩序

乡土电影作为记载我国礼仪习俗、地缘特征的特有类型,通常在叙事文本中融合着人情关系、脸面观念及心照不宣的权力生产,并在其熟人社群中延续发展至今,是展现我国文化传承、社会变迁过程中重要的动态图景。

乡约与社会秩序的契约伦理价值探析

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西方各国完成了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并以此作为进步的标识,形成了相应的契约伦理和社会契约论。而中国早在北宋时期同样出现了具有一定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吕氏乡约。虽然乡约最终没能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向,但深入探析乡约中的契约伦理思想与正义的价值原则有利于总结其当代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贡献力量。

传统文化新生与农村社会秩序重建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克己复礼、贵和尚中、尊崇谦卑等诸多理念,具有教化民风、凝聚人心、彰显地方与民族特色、推动经济发展等重要意义。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和农村社会秩序发生了变迁。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以“礼治”与“法治”结合重塑农村社会秩序,在保护与传承中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用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涵养新时代农村家庭价值观,以传统文化新生推动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

《明清时期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研究》出版

本刊原主编施由明研究员所著《明清时期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研究》一书,于2024年5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施由明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成果。全书以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为考察中心,首先阐述了赣鄱庶民宗族从宋代至当代的演变历程;其次阐述了宗族发展壮大过程中宗族是如何控制与稳定地域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是如何利用宗族治理地方社会的;再次阐述了宗族的负面作用,从豪族与豪绅对基层民众的盘剥,到宗族间的争讼与械斗等对社会秩序的危害。

资源衰退城市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秩序的阐释

资源衰退城市企业社会保险缴费面临一个结构化困境: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压力过大与企业缴纳能力不足。而认识和解决这一困境的前提在于,厘清资源衰退城市社会保险缴费秩序的形成逻辑是什么。现有研究不但缺乏对于资源衰退这一背景的关注,而且忽视了社会保险缴费中不同参与主体的结构、选择与互动关系。对资源衰退城市辽宁阜新市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秩序进行分析发现:资源衰退城市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秩序形成基于结构嵌入和认知嵌入下的“政府强制-企业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了结构路径和价值路径的共同影响。基于强制-认同关系存在工具式、专权式、协商式和互惠式四种社会保险缴费秩序模式,高强制、低认同的专权式缴费秩序是陷入缴费困境的根本原因。高强制和高认同的互惠式缴费秩序最适合历史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严重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缓慢的资源衰退城市,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减压、嵌入、增能”,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建立和完善信息秩序:图书馆学的核心价值

全球信息环境不断变化,图书馆学发展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守正创新的重要性随之凸显,其关键在于明晰图书馆学的核心价值。文章从图书馆学核心价值的逻辑起点出发,明确研究对象决定核心价值,以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这一首要前提。同时,研究联系信息秩序建设的紧迫性与图书馆学主导信息秩序建设的应然性,提出图书馆学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和完善信息秩序,并借助图书馆学的三大功能加以彰显,包括坚持通过守正创新完善学科体系的学术功能、兼顾专业人才培育与全民信息素养提升的教育功能,以及引导与推动信息社会治理的应用功能。

主持人话语:慈善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

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慈善活动随着社会分化的日益发展,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面对社会分化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慈善以其第三次分配功能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面对社会分化造成的社群裂痕,慈善活动以其情感抚慰功能发挥了凝聚社会认同的突出作用。唐宋时期,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宋儒以回向三代为号召,高举儒家仁爱大旗,开展了一场旨在重建理想社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慈善活动随之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功。换言之,作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成果,一种由士人领导、富民参与的新型世俗慈善得以确立,并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慈善活动起到了尤其突出的作用,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数字空间、人工智能与社会世界的秩序演化

数字技术缔造的网络空间,是一个平行于自然空间的数字空间。随着人类不断向数字空间移民,人类生活的社会世界也开始向数字空间延伸。社会世界是我们感知的经验世界,是我们与他人协商所建构的共享世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使机器逐渐拥有了智慧,社会世界中的社会关系不再局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不断被再造和强化,“物的主体性”在社会世界中得到彰显。当社会世界围绕人与机器两个轴心建构时,社会世界的秩序出现了失序和紊乱,传统的自由、开放、协商等价值观被抛弃,资本和权力加速对社会世界进行殖民。面对社会世界的失序和殖民,人类需要保持足够的理智和谨慎,有效节制和监控机器智慧的演化,方能始终保持人类在社会世界中的核心地位。

权力的纠缠——从《尘埃落定》看藏区土司秩序的解构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通过权力叙事反映嘉绒藏区土司社会蒙昧与复苏的状态。文章通过福柯的权力理论,从权力话语、权力话语的主体、权力的运行机制三个层面解读被权力场域所覆盖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多元纠缠的关系,以此观照藏区通向现代社会秩序的艰难的进程。

秩序问题引导的社会学思想史?

《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以社会秩序问题为主线的社会学思想史论著层出不穷。尽管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堆砌观点、人物和理论的常规社会学思想史路径,历史叙事相对连贯且意义清晰,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通过梳理既有的相关作品,加之深入剖析大泽真幸的《给每个人的社会学史讲义》,我们指出,社会秩序问题虽然无法引导作为整体的社会学思想,但该问题作为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仍然能够作为一种恰当的历史视角,以考察社会学在解决社会整合问题上有所变易但又相对稳定的理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