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范式反思和规则调适——以欧盟《数字市场法》秩序自由主义面向为镜鉴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渐引发了对其竞争治理的争议,新近制定的欧盟《数字市场法》成为了对数字经济单独立法的典型代表。《数字市场法》与欧盟竞争法存在着紧密联系,反映了欧盟竞争执法在“更经济学路径”深刻影响下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数字市场法》的制定理念实现了对传统欧洲秩序自由主义的回溯。在数字经济法律治理中,《数字市场法》的镜鉴意义并不应体现在其单独立法的形式要件上,作为后发的反垄断司法辖区,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数字平台反垄断实践实现有效的竞争治理。基于当前平台反垄断活动中的问题,我国应当对传统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适当调适,对竞争损害理论进行扩张,进一步提升平台反垄断法治化水平并且适当地对大型平台设置特殊责任。

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秩序自由主义教育研究

没有自知之明的教育，去干了不该干的、干不来的事，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我们缺乏的是关于教育自身的知识。要使教育明白“我是谁”、“我应该干些什么”、“我能够干些什么”的最佳途径就是研究教育的性格，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性格决定命运。

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辨析

本文尝试首次界定秩序自由主义确切的学术概念和基本理论、政策主张,阐明其与弗莱堡学派、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等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提出如下观点,即: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战后初期的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作为一种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是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实践载体,而后者则是前者的理论指导思想和学术体现。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本身是以弗莱堡学派为核心,吸收当时多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理论,在实践中整合并经实践检验的产物。

特朗普政府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弃抑或支持?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特朗普正在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现实主义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所做所为将加速美国放弃对外扩展自由体制,自由主义者则担心这将削弱美国作为自由秩序领导者的合法性。但就事实来说,二者的判断都不完全准确。基于国内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利益考量以及作为海洋主导性国家的地缘政治必需,美国其实不太可能完全背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现实情况而言,虽然特朗普对促进民主、开放贸易以及全球霸权地位多有抱怨,他也确实正在较以往更加坚定地试图削减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成本,但特朗普政府的总体作为最终证明,美国依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因此,注定会令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失望的是,美国不会放弃对外部国际环境的积极主动塑造,同时也不太可能完全坚持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

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

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力图阻挠或扭曲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历史潮流的各种学说层出不穷,诸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这类学说虽然激发了一些新的有益思考,却确实造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混乱。建立NIEO乃是1950年代以来全球弱势群体数十亿人口争取国际经济平权地位的共同奋斗目标,当代中国人应当全面、完整、准确地加深理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将中国在建立NIEO历史进程中的战略坐标和基本角色,定位为旗帜鲜明、言行一致的积极推动者。中国理应进一步发扬传统的具有独特内涵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成为建立NIEO的积极推手和中流砥柱之一。总之,中国人务必保持清醒,谨防落入上述各种"时髦"理论的陷阱。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落与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也是中国深度参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重大调整的时代。国家的属性决定着内政外交中“我是谁”的身份问题。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日益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舞台的外围走向中心。这种地位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嬗变同步发生,国际环境的干扰和破坏给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秩序中如何“趋利避害”,完善制度优势、夯实发展基础、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并积极推动和引领建立更为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环境,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路径。

秩序自由主义视角下的竞争法规则

引言竞争秩序和竞争自由这两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市场~①以及欧盟竞争政策~②的历史发展。其核心,秩序自由主义(亦称为"弗莱堡法律和经济学派"或"德国新自由主义")~①提倡以国家强制规范竞争过程作为一种必要手段来保护个体的经济自由。~②然而,秩序自由主义不仅仅与竞争政策相关,其亦将竞争过程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支柱③。

福柯自由主义的逻辑谱系

福柯认为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一种方法和原则,准确地说,是一种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也就是以最小的经济政治成本获得最大化的治理效果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和原则。古典自由主义试图在国家权力内部寻求约束机制以获取经济自由的空间,而新自由主义则采用倒转的手法通过经济自由来建构国家合理性的基础。文章旨在梳理福柯对自由主义不同阶段的理论涵义及现实背景并进行阐释分析,进而呈现一个自由主义衍变的逻辑谱系。

自由国际主义3.0与美国的软实力建构

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一方面,美国主要依靠自身实力来实现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其民主价值理念的宣扬和灌输来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占主导地位,基于此,美国主要将在软实力方面持续发力,这与自由国际主义3.0相契合,通过建构自身软实力,以巩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延续所谓的“美国世纪”,但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美国软实力的建构同样存在困境。

时代嬗变与国际秩序更新——基于唯物史观的观察和分析

时代标识人类生活的历史方位,国际秩序则是人类跨国互动的基础条件。对时代和国际秩序的认知均有重要战略价值和政策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当前时代嬗变表现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虽仍为时代主题,但和平、发展、信任、治理四类赤字均在扩大。引发时代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生产方式和世界上层建筑的深刻调整与变革。世界已进入“新时代”,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述的“大的历史时代”的新阶段,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和平与发展时期的新阶段。在这一动荡与变革交织的新的历史时期,国际旧秩序也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事实上的反秩序行为,以及自由主义精神内核陷入严重危机等重大冲击而处于更新过程中,国际新秩序正在孕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秩序正确的演进方向。

在自由和干预之间: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立法政策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在价值理念的择取上需要在静态和动态之间寻找妥适的平衡点。以我国《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为契机,吸取秩序自由主义的竞争政策思想,确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竟争自由、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以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强化反垄断立法与执法的成本收益分析以提高政策的适应性。

走向多层次的全球治理——兼评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阿查亚所著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引发了笔者不少思考。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不是一个世界秩序而是国际秩序;美国已经衰落,进而是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代之而起的不是多极化,也不是新兴大国塑造的秩序,而是一个"复合的世界"。客观地说,阿查亚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著作,只是提出了一些观点,并没有进行学理性的论证。也正因为如此,给读者留下了不少思考的空间。虽然有的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但接受"复合的世界"这个概念,不赞同"复合的世界"是美国秩序的替代物,也不赞同有一个所谓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一方面,根据雅尔塔体系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迄今为止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依然是规约世界秩序的基本架构;另一方面,美国在"复合的世界"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因此,"复合的世界"彰显的并非是一个替代"美国自由主义秩序"一种新的秩序,而是一个早就存在的一个多层次的全球治理的现实和未来趋势。

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

随着冷战的终结和两极体系的解体,国际秩序总体上从所谓“单极时刻”向多极均势的方向演进。在这个演变进程中,美国对世界秩序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单向构造,形成了以美国霸权为主宰、西方规则为基础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本质上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单极秩序。但是,任何国际秩序都不是完全人为可控的,经过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世界力量格局的调整,当前国际政治迎来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由国际秩序陷入严重的危机。从内部来看,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全球民主扩展战略处处碰壁,美国在同盟体系内部的领导力下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普遍的质疑。从外部来看,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日益失灵,特别是国际安全机制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缺乏基本的公正、信誉和包容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了新兴大国的有力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困局的根源,主要表现为秩序主导国家内政外交的失败与秩序固有的缺陷。在百年大变局下,霸权相对衰落、多元权力中心形成的不平衡多极体系和不确定的秩序是演变的方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力量仍然是不平衡的,人类将长期共存于一个实力不对称的多极体系中。在这个前景和结构都具有不确定性的多极秩序转折点上,大国如何定位自身角色,恰当地使用权力,以及如何尊重别国的核心利益,对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作者从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及其背景分析了国际刑事法院普遍管辖权的特点及其意义,并根据国际社会法治的3种模式,探讨了国际刑事法院普遍管辖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作者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体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价值,是当代国际法治从威斯特伐利亚法治模式向自由主义法治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强制力,但它是在补充性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和运作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种延伸或补充。国际刑事法院推动的国际社会法治应当朝着限制不负责任的权力、促进一定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平等的方向发展。

软实力视阈下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建机理与问题分析

美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国际秩序构建的过程,它在崛起中始终扮演了霸权控制者与秩序构建者的双重身份,二战后逐步建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美国的世界霸权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硬实力与软实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世界霸权以纯粹的硬实力为依托,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多的是软实力的影响。本文以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分析要素,将美国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划分为初步构想-秩序对抗-普世推广三个历史阶段,重点分析秩序构建过程中美国软实力的发展机理。在三个阶段中,美国的软实力相对于竞争者都处于劣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是建立在美国硬实力而非软实力的绝对优势的基础上。当前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出现诸多不适应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求并试图摆脱该秩序束缚的倾向。

特朗普政府的“退出主义”外交探析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的现象频繁发生。特朗普的退出举动并非孤立现象,与美国历史上一贯的单边主义倾向和"美国例外论"传统密切相关,但也体现出抨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对美国过度战略扩张、排斥多边贸易协定以及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等有别于二战后美国历届总统的发展变化。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频频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深层次源于美国对既有国际制度认知的重大转变,根本上是为了迎合美国内选举政治和民意变化的需要,还与其本人的外交理念和执政风格密不可分。针对特朗普的退出举动,美国内不光忧虑,担心损害美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冲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普遍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不利于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也损害了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等。中国应客观理性看待特朗普的退出举动,并有针对性的做好应对之策。

从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辨析与反思

备受西方推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近20年来世界大变局的新形势引发了诸多思考和讨论。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端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互动,不过该秩序内含的扩张性和排异性推动着西方世界在冷战后力求将其扩展为全球秩序。在认知中,时常存在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相混淆的情况,但事实上二者在思想理念、相应规划上均存在差异。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于现代性规划所形成的强势决定论不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拥有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对和平的诉求、人权的保障以及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公平正义使得该秩序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拥有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一方面要承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传播自由民主、市场开放、制度化安排等方面对世界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该秩序的干涉取向、等级思维以及自由主义内部缺陷不仅给国际社会带来破坏性影响,而且导致自身陷入危机。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问题愈发严峻的今天,国家主义的思维模式注定无法获得广泛认同,以世界主义为指导,将人类视作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才是摆脱诸多困境的关键。

特朗普主义与美国同盟体系的转型

特朗普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巨变,人们正在普遍关注“特朗普主义”的内涵及其影响。“特朗普主义”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在美国历史上不乏身影,但“特朗普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特朗普的政策与言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不重视盟友和希望减少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由此引发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前途的担忧。与美国政策界致力于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同,美国学术界的讨论倾向于将盟友体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脱钩。从理论上说,一个没有盟友的亚太新秩序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支撑结盟的无政府状态早已转向了等级制。而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在无政府(市场)和等级制之间,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化的治理方式。而这一形态不仅将重塑国际秩序,也将为中国的崛起创造新的空间和方式。

美国的领导力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政治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有些人把这种权力称为美国的'霸权'。不过,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可能将走向终结。目前,世界政治中两个重大的权力转移:一是权力从西方国家转移到东方国家,表现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迅速崛起;二是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这主要得益于以互联网兴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这对美国权力所维系的自由主义秩序提出了挑战。然而,与中国崛起构成的威胁相比,对这种领导作用的更大威胁可能来自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政治。今天,美国的优势有些不如当年,而世界则变得更加复杂,至关重要的事情仍将是美国与他国合作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特朗普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与秩序走向

新自由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西方主流经济社会思潮,曾主导美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长达20多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迫使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特朗普就任美国新一任总统后,他对内采取放松管制、减税、削弱工会、限制非法移民、祭起关税武器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这是新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裹挟下,特朗普改造了新自由主义。在这种社会政治思潮的交织共振下,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正经历重大调整,给世界秩序和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