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环境积极主义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股东治理视角,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股东环境积极主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股东环境积极主义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结论在系列内生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管理层环境关注度,是股东环境积极主义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机制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股东环境积极主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较强、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国有产权性质企业中更加显著。结论可丰富企业绿色创新前置因素研究,拓展与深化股东积极主义研究,从而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积极主义教育理念下《基础护理技术》教学改革探索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提高,对护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护生作为护理的后备军,现存的专业认同一般、学习倦怠、评判性思维及人文关怀能力不足等问题影响着未来护理服务质量水平。而积极主义教育可以有效缓解这些问题,该理念倡导教师与学生平等沟通,重视挖掘学生潜能,激发其探索精神,协助培养学生自信与自主品质,主张在专业课程中融入生活、情感及道德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同时有助于课程思政的开展。作者基于积极主义教育理念,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学评价3个方面来探讨《基础护理技术》课程的改革,旨在提高教学效果,助力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护理人才,为护理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背景下股东积极主义制度创新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5G等前沿信息技术与经济的广泛融合,信息化技术也逐渐应用于公司治理领域,显著推动了我国股东积极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基于此背景,本文深入探讨了电子委托书征集、远程投票以及电子投票等数字技术如何促进股东积极主义的发展变革。通过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本文揭示了数字技术在推动股东积极主义以及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关键作用和价值。这一研究不仅强调了数字经济下的股东积极主义在现代公司治理中的应用前景,也为国内外的治理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洞见与解决方案。

机构股东积极主义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委派董事的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在2010—2021年机构投资者委派董事情况和债券交易数据,从机构投资者委派董事的角度考察了机构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委派董事有助于降低债权人所要求的违约风险溢价,且委派董事规模越大,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越低。机制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委派董事可以通过缓解公司代理问题来发挥监督治理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董事会规模较小和互动强度较高的公司样本中,机构委派董事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

对冲基金积极主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与策略策略探析

本文通过分析对冲基金积极主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梳理了欧美学者在对冲基金积极主义与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探讨了中国对冲基金积极主义策略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了对我国对冲基金积极主义策略发展的启示,包括完善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借鉴国际经验与市场环境比较分析、促进公司治理质量提升、设计激励机制与激励政策、加强产权保护与股东权益保护等建议。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4~2022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股东大会有关债券发行议案的中小股东投票数据,深入探究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主义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可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减轻代理问题,从而降低债券信用利差。本文不仅检验了中小股东在债券市场上的治理作用,同时也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养老金积极主义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命题产生于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形成的委托代理问题。20世纪90年代,美国兴起了以养老基金为主导的股东积极主义运动,倡导养老金积极主义运动的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但是,公共养老基金和私人养老基金参与公司治理还存在一定差异性。此外,养老金积极主义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也值得关注,这显示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养老基金与公司治理:股东积极主义效应分析

本文主要讨论了美国以养老基金为代表的股东积极主义效应,这对中国的养老基金如何参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股东积极主义视角下大股东参与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

文章主要考虑企业内部治理,运用股东积极主义视角研究大股东参与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根据以往文献,大股东参与行为被分为对抗性的战略干预和合作性的战略共享,两者对经理人风险承担和企业创新绩效有不同的影响。本文通过对182个企业样本的分析发现,大股东战略干预行为对经理人的风险承担和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而战略共享正向影响经理人的风险承担和企业创新绩效。此外,经理人的风险承担完全中介大股东战略干预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而部分中介大股东战略共享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后,本文讨论了研究理论和实际意义,并提出了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股东积极主义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及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国外关于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及绩效影响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度和维度,相关理论也日趋成熟。国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加之国内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以及国内上市公司尚处于股份有限公司初级阶段的特点,国外成熟的理论尚不能完全适合于中国情况,尤其是对特定行业和特定地区而言。中国各经济区上市公司发展水平迥异,公司治理和业绩表现大相径庭。对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公司决策、提高上市公司业绩的分析尚不深入,尤其缺乏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wind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机构投资者的‘股东积极主义’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绩效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股东积极主义行为与公司绩效:基于金融危机视角的分析

公司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并非一个新鲜的概念,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目前已成为公司治理及公司变革的一个重要载体。而当前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流通市值的比重已达50%以上,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基于金融危机视角,理性审视股东积极主义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深化股东积极主义研究,对于规范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引导其发展成为长期价值投资者,对公司的治理进行有效监督,提升公司的治理绩效,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机构股东积极主义博弈分析及政策建议

“股东积极主义”已经演进成为西方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根据经济博弈论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条件。通过博弈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主要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具体决定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持股时间和监督成本等。同时基于博弈分析的结果,提出了提高我国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动力的政策建议。

比例原则与刑罚积极主义的克制

比例原则对克制刑法积极主义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避免刑罚过剩,弥补刑法的谦抑性不足,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罪刑规范,正确处理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立足于比例原则,刑法制定应正确处理其与行政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坚持法律体系调整对象的内在规律,不可以把本应由其他法律调整的对象直接规定为犯罪。而刑法实施应当固守刑法解释的保守性,重视形式解释,即使采取实质解释,也应当确立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论司法积极主义视角下的民事诉讼

由于社会的转型,民众权利意识的勃兴,诸多新型的社会纠纷不断涌现。但或因为法的滞后,或因为法范式的不完全,这些纠纷并不为现行法律所调整,法院对此类纠纷也多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之。本文试从维护社会进展和法院解决纠纷的本质出发,论述司法积极主义的相关理论,探讨其在我国可取性、必要性和进路。

资本市场流动性与股东积极主义的扩展式博弈研究

通过应用扩展式博弈分析方法,研究市场流动性与股东积极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不同股东积极主义形式间的选择。研究发现:市场流动性与股东积极性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在不同的股东积极主义形式的选取上,单位成功几率成本低的股东积极主义形式更有可能被大股东所采用,但市场流动性的提高会减弱大股东对单位成功几率成本低的策略的偏好。

机构股东积极主义发展中存在的主要争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机构股东积极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而其发展不仅成为理论研究和公司治理实践的热点问题 ,而且也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体现在机构投资者是否应该参与公司治理、机构积极主义行为是否能改善公司治理、应以什么方式参与公司治理三个方面。本文根据机构股东积极主义的发展 ,对这些争论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

司法积极主义论

基于法社会学的角度,法院的权力取决于其所作出的裁判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认同。从理论上讲,法院的裁判宜从总体上权衡多个阶层之间的利害得失,实现多边认同,真正建立起司法积极主义的立场。同时,这一立场还可以获得历时性的经验证成,也具有恰当地推动纠纷解决的现实意义。

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影响因素分析

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机构化带来了对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思考。文章对影响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积极主义

WTO争端解决机构经过近10年的运行,业已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然而,由于WTO立法行政机构较之其司法机构太弱,WTO规则本身模糊性强,加之其他原因,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在具体争端解决中产生了以法官造法和对行政机构职能缺乏尊重为表现形式的司法积极主义。司法积极主义不仅与WTO的现有规定不一致,而且引发许多严重问题,并导致WTO危机加深。鉴于此,有必要改变WTO的现有体制,使其司法、立法与行政在机制上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与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