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的发展

积极刑法立法对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产生深刻影响,微罪、轻罪以及法定犯的比例越来越高,积极一般预防理论成为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考量因素。这些变化均要求,刑事检察应顺应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发展的实质要求,以不断接近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发展的应然状态,包括追求具体个案的实质公正,丰富刑事诉讼的程序体系,注重刑事治理的现实成效等。为此,针对当前刑事检察表现出的与当前犯罪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格局、路径方式仍不一致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强化刑事检察中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公正,消解刑事检察中权力行使的张力,消除刑事检察中的负面效应,以回应和实现新时代刑事检察发展的要求和目标。

数据安全保护积极刑法观的理论证成与制度型构

数据安全保护的刑法立场选择上存在消极刑法观、积极刑法观及折中刑法观,消极刑法观与折中刑法观在逻辑和内容构造上基本无异。无论是法益保护原则的坚守,还是数据犯罪背后的法益不断翻新的客观事实需要,抑或立法漏洞日益凸显的现实困境,都决定了坚持积极刑法观是权宜之策。积极刑法观并非情绪性立法,增设新的数据犯罪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和补充性,且与象征性刑法并无直接关联,更有明确的处罚界限,与此同时也利于我国刑法的国际化。基于此,我国应当增设非法访问数据罪、非法分析数据罪,同时完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积极刑法观下刑法对网络谣言犯罪的有效治理

对网络谣言犯罪的有效治理是刑法规制网络暴力犯罪的关键。但现有刑事立法不能完全契合侵害对象随机、传播速度快、扩散范围广、行为人通常具有贪利目的的网络谣言犯罪特征。在司法观念与司法措施上,由于过分强调刑法谦抑性与客观存在的选择性司法现象致使刑法对网络谣言犯罪的治理收效甚微。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与司法层面贯彻积极刑法观,加大对网络谣言犯罪中单位与传播者的追责力度,统一裁判尺度,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效抑制网络暴力的发生。

论积极刑法观下高空抛物罪的扩张与限制

积极刑法观主张刑法应对社会潜在危险作出提前预防,高空抛物罪就是积极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天然具有潜在的扩张风险,一旦扩张将会引发泛刑化问题,无形中还会虚化民法的力量,激化社会矛盾,造成非良性循环。为应对高空抛物罪潜在扩张风险,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向探索限制高空抛物罪扩张新路径:一是程序法方向的“高空抛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二是实体法方向的“民刑行分层共治模式”。

论积极刑法观在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应用——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

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探讨了在风险社会中积极刑法观对环境犯罪治理的积极影响。通过梳理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不同理论,指出环境犯罪治理应坚持积极刑法观,并在社会现实和犯罪预防的基础上推进环境法和刑法的有效衔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研究

积极刑法观强调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中的积极作用,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作为刑法领域的重要分支,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本研究探讨了积极刑法观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认定的深远影响,并分析了在积极刑法观视域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处罚原则及防治对策,能够为积极刑法观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裁判提供有益建设思路。

积极刑法观视野下我国刑法修正的完善路径

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刑法修正工作,显示出我国刑事立法活性化的积极刑法观姿态。但积极刑法观的运用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在刑事立法上表现出刑法修正过于频繁、过度刑法化、抽象性立法等倾向,甚至对法益保护主义、刑法谦抑性原则产生了冲击。在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对积极刑法观的运用应设定合理限度,避免刑法规制范围的过度扩张而产生对个人法益的侵害。构建以法益保护原则为核心、以比例原则为手段的刑法修正合理性审查机制,是审慎运用积极刑法观的有力举措,以此消解积极刑法观的不利因素,寻求刑事立法的动态平衡。

积极刑法观的实践修正与功能完善

积极刑法观的理论建设正深陷诸如“刑法适用泛化”“刑法工具化”等多重质疑之中,亟需对其核心主张与现实功能进行修正与重塑。在立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以民权刑法为核心,通过在立法实践中不断夯实刑事立法的事实基础,从而促进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发展。此外,还可以利用类型思维法、宪法教义学等理论资源,优化刑事立法的质量与品质。在司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在刑事归责的过程中发展需罚性理论,以求拓宽轻罪裁判的出罪空间。通过修正之后的积极刑法观理论来检视高空抛物罪的刑事立法,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该罪立法的增设具有保护公民个人法益的重要价值;(2)该罪的保护法益属于集体法益中的秩序安全法益;(3)对该罪的司法认定可以围绕该罪的法益内涵,从正向筛选与反向排除两个视角来展开。

刑罚退出机制如何实现——从对积极刑法观的反思切入

积极刑法观系刑法面向社会生活呈现自我的体现,具有双重面相,一方面强调刑罚的预防性功能,体现了刑法希望通过规范引导实现社会秩序治理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刑罚扩张化的现实趋向,拓宽了刑罚适用的口径与实践可能,需要谨防过度积极所致的权益保障缺失与混同前置法适用的潜在风险,这铺垫出刑罚退出机制出场的现实背景。刑罚退出机制以刑罚的独立品格为立论基点,通过该当且必要的刑罚来重新审视罪刑关系,确保刑罚适用在泛化扩张情形下的理性限缩。刑罚退出机制有赖于司法的路径实现,在犯罪认定中注重刑罚对犯罪成立的限定价值,防范以形式罪状的符合性取代犯罪评价的综合审查,注重对积极刑法框架下的入罪限制考察;在刑罚裁量中不随意以竞合论回归重刑,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空间,完善量刑过程与量刑说理,激活酌定减轻制度的适用。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刑罚退出机制的观念倡导与概念界定

积极刑法观带来了刑罚适用的扩张与泛化情形,这一积极性可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个案适用中得以窥见。积极刑法观不是要抛弃刑法谦抑性和否定刑法保障法的地位,而是要通过功能主义来发挥刑罚效益。积极刑法观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并注重刑罚的均衡性与妥当性,通过刑罚的有限性适用与有效性追求来助益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退出机制具有反向牵制积极刑法观的现实价值。刑罚退出机制的内涵立足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一体化层面,对非该当刑罚处罚的行为不予刑罚处罚,对该当刑罚处罚但无刑罚预防之必要的行为免除刑罚处罚,是对该当刑罚处罚但是刑量超过刑罚目的之需要的行为缩减刑罚处罚,以及对该当刑罚处罚但实践执行抵牾刑罚目的之要求的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综合运行机制。刑罚退出机制作为理念与方法的统一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与既有关联概念存在真包含关系与交叉关系,应在细致辨析中明确彼此的差异性并为其拓展适用提供基础。

风险社会积极刑法观的贯彻及其限度

风险社会中新生危险源与不安全因素层出不穷,为积极刑法观提供了社会条件。积极刑法观在理念、立法与司法层面分别表现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犯罪化与重用扩大解释。对积极刑法观持否定立场的学者,表达了对积极刑法观过度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违背法益保护主义与刑法谦抑性的担忧,但均难以成立。为与激进刑法观相区分,应理性界定积极刑法观的积极限度,在刑事立法层面,应秉持理性与谨慎态度,只有当新的危害行为无法为既有罪名的构成要件所评价时,才应考虑刑事立法这一路径,且在立法工作中,应避免对公众舆论的过度回应;在刑事司法层面,通过发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指引功能,合理适用“但书”规定出罪,肯定犯罪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之分离。

积极刑法观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检视与完善

近年来,积极刑法观成为我国刑法观的主流,犯罪结构发生变化,轻罪、微罪案件不断增多,随之带来犯罪标签泛化问题。相对不起诉制度由于适用条件极为严苛且具有终局性,故无法有效应对这一问题。现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由于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实施特定章节罪名的犯罪,未能充分发挥审前分流和教育改造机能,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不适配,且与相对不起诉关系不清。因此,应立足于积极刑法观下刑事立法、司法和政策等的现状,基于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构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案件二元化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监督考察必要性作为其与相对不起诉的区分标准,最大程度实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功能价值。

论积极刑法观视角下轻罪制度的建构

我国刑法修订体现出了增设轻罪扩大调整范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刑法观,虽然批评不断,但无法否认积极刑法观在打击犯罪、保护法益、合理处罚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风险社会的现实背景与积极刑法观一同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契机。轻罪制度的建构须在本土语境下讨论,即以我国刑事政策为指导,结合当前刑事犯罪“双降双升”新特点,从标准确立和程序改进两方面推进。轻罪界定应以法定最高刑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为标准,并在不起诉范围、速裁程序、非监禁措施、轻罪附随影响等司法程序方面对轻罪制度加以完善。

积极刑法观下关于高空抛物的理解与适用

积极刑法观和持消极刑法观向来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两种观点的立场一直难解难分,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等一系列轻罪,这也是体现出我国刑法发展倡导积极刑法观的思路,针对轻罪立法也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高空抛物入刑既是积极刑法观的体现也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针对高空抛物的“情节严重”要件法律尚未给出相应的标准,需要司法实践当中进行综合判定。高空抛物也存在与具体危险犯的竞合问题需要谨慎地处理认定,虽然我国倡导积极刑法观,但是不能冒进,而应当持谨慎的态度。

积极刑法观视阈下网络暴力的治理路径探析

对于网络暴力的刑法治理而言,通过过度扩容旧罪以扩增“新法益”和增设新罪以规制“新行为”,搭建起的网络犯罪预防体系观具有本能的入罪倾向,这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因而应继续健全网络暴力刑事治理的框架体系,明确细化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具体内容并调整相应法条,将网络暴力公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体系,同时加大对相关灰黑产业的治理,最终形成网络暴力的多元治理的新局面。

积极刑法观背景下微罪设立进路选择

在积极刑法观的背景之下,我国《刑法》中轻微罪名多次扩张,面对诸多针对这一现象的批判,支持者多从社会发展转型、危险或风险的形态与性质、当代刑法功能转型等方面进行论证。但总体来讲,微罪设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和困境,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其未来进路应当坚守稳健型教义路线,明确微罪设立的审查与评估路径,通过明确微罪尤其是大量抽象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为微罪设立提供充分条件,前刑法手段规制效果分析为微罪设立提供必要条件,刑法规制实效考察为微罪设立提供证成条件。为杜绝象征性、直觉性、体感性以及空置性立法等现象,必须增强立法的实证基础,在实践根据和刑法理论的双重指导下实现微罪设立过程中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有机结合。

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

我国刑法理论存在积极刑法观、消极刑法观与折衷刑法观的对立,但折衷刑法观的具体主张与消极刑法观并无区别。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需要刑法保护的法益日益增加,也使得法益受侵害的程度日益严重,原本缺乏类型性的现行刑法,存在许多处罚漏洞。我国当下需要采取积极刑法观,通过增设新罪来满足保护法益的合理要求。积极刑法观不是所谓激进刑法观,并非主张随意增设新罪,而是主张按照谦抑的法益保护原则增设新罪。持消极刑法观的学者所提出的近年来增设新罪的立法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增设新罪损坏刑法的稳定性与谦抑性,违反法益保护原则,不符合大国法治的要求等观点与理由,要么不符合客观事实,要么已经落后于时代,要么只是抽象的议论,因而缺乏现实意义。

化解积极刑法观正当性危机的有效立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生物安全犯罪立法总置评

刑事立法活跃化不仅带来了刑法条文增量与刑法知识体系更新,也伴随着积极刑法观的跃升与消极刑法观的沉寂。受积极刑法观的驱动并顺应前置法的修改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物安全犯罪立法进行了调整,以及时有效应对生物安全风险。刑法通过修改旧罪,增加规制内容与保护对象,在既有生物安全犯罪框架下实现了处罚的扩大化。刑法通过增设新罪,增加侵害方式与行为类型,将严重危害人类遗传资源安全、非法利用生物技术、非法处置外来入侵物种等行为犯罪化。无论是修改旧罪还是增设新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生物安全犯罪立法都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的理性的积极预防,这些立法兼具预防性与回应性,既能类型化地预防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又填补了既往生物安全犯罪的立法漏洞,有效化解了积极刑法观的正当性危机。

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司法检视与反思——基于组织考试作弊罪158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积极刑法立法观指导了近年来的刑事立法,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增设便是典型体现。综合评价积极刑法立法观不仅要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论证,更需要结合司法实务进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组织考试作弊罪在司法实践中呈现过度犯罪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既遂标准前置化、考试范围扩大化、两法边界模糊化和量刑情节混乱化。因此,积极刑法立法观无法弥合立法上犯罪化与司法上犯罪化之间的裂隙,也无法与法益理论形成自洽。由此,应在司法中寻找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完善出路,明晰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恶劣”的入罪标准、量刑原则和确定既遂标准。

积极刑法观下洗钱罪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在积极刑法观的指导下,《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完善洗钱行为模式、修改主观构成要件以及变更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等,加大了洗钱罪的保护范围。洗钱犯罪的立法调整是传统赃物罪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平衡国际立法约束力与国内立法自主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响应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的体现。在洗钱罪的适用过程中,“明知”要素的去除可能会造成洗钱罪规制范围扩大,应逐步完善洗钱罪主观方面的适用标准,从而进一步实现精准打击洗钱犯罪、维护国民经济利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