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刑法观下高空抛物罪的扩张与限制

积极刑法观主张刑法应对社会潜在危险作出提前预防,高空抛物罪就是积极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天然具有潜在的扩张风险,一旦扩张将会引发泛刑化问题,无形中还会虚化民法的力量,激化社会矛盾,造成非良性循环。为应对高空抛物罪潜在扩张风险,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向探索限制高空抛物罪扩张新路径:一是程序法方向的“高空抛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二是实体法方向的“民刑行分层共治模式”。

积极刑法观的实践修正与功能完善

积极刑法观的理论建设正深陷诸如“刑法适用泛化”“刑法工具化”等多重质疑之中,亟需对其核心主张与现实功能进行修正与重塑。在立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以民权刑法为核心,通过在立法实践中不断夯实刑事立法的事实基础,从而促进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发展。此外,还可以利用类型思维法、宪法教义学等理论资源,优化刑事立法的质量与品质。在司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在刑事归责的过程中发展需罚性理论,以求拓宽轻罪裁判的出罪空间。通过修正之后的积极刑法观理论来检视高空抛物罪的刑事立法,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该罪立法的增设具有保护公民个人法益的重要价值;(2)该罪的保护法益属于集体法益中的秩序安全法益;(3)对该罪的司法认定可以围绕该罪的法益内涵,从正向筛选与反向排除两个视角来展开。

刑罚退出机制如何实现——从对积极刑法观的反思切入

积极刑法观系刑法面向社会生活呈现自我的体现,具有双重面相,一方面强调刑罚的预防性功能,体现了刑法希望通过规范引导实现社会秩序治理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刑罚扩张化的现实趋向,拓宽了刑罚适用的口径与实践可能,需要谨防过度积极所致的权益保障缺失与混同前置法适用的潜在风险,这铺垫出刑罚退出机制出场的现实背景。刑罚退出机制以刑罚的独立品格为立论基点,通过该当且必要的刑罚来重新审视罪刑关系,确保刑罚适用在泛化扩张情形下的理性限缩。刑罚退出机制有赖于司法的路径实现,在犯罪认定中注重刑罚对犯罪成立的限定价值,防范以形式罪状的符合性取代犯罪评价的综合审查,注重对积极刑法框架下的入罪限制考察;在刑罚裁量中不随意以竞合论回归重刑,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空间,完善量刑过程与量刑说理,激活酌定减轻制度的适用。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刑罚退出机制的观念倡导与概念界定

积极刑法观带来了刑罚适用的扩张与泛化情形,这一积极性可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个案适用中得以窥见。积极刑法观不是要抛弃刑法谦抑性和否定刑法保障法的地位,而是要通过功能主义来发挥刑罚效益。积极刑法观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并注重刑罚的均衡性与妥当性,通过刑罚的有限性适用与有效性追求来助益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退出机制具有反向牵制积极刑法观的现实价值。刑罚退出机制的内涵立足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一体化层面,对非该当刑罚处罚的行为不予刑罚处罚,对该当刑罚处罚但无刑罚预防之必要的行为免除刑罚处罚,是对该当刑罚处罚但是刑量超过刑罚目的之需要的行为缩减刑罚处罚,以及对该当刑罚处罚但实践执行抵牾刑罚目的之要求的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综合运行机制。刑罚退出机制作为理念与方法的统一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与既有关联概念存在真包含关系与交叉关系,应在细致辨析中明确彼此的差异性并为其拓展适用提供基础。

积极刑法观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检视与完善

近年来,积极刑法观成为我国刑法观的主流,犯罪结构发生变化,轻罪、微罪案件不断增多,随之带来犯罪标签泛化问题。相对不起诉制度由于适用条件极为严苛且具有终局性,故无法有效应对这一问题。现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由于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实施特定章节罪名的犯罪,未能充分发挥审前分流和教育改造机能,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不适配,且与相对不起诉关系不清。因此,应立足于积极刑法观下刑事立法、司法和政策等的现状,基于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构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案件二元化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监督考察必要性作为其与相对不起诉的区分标准,最大程度实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功能价值。

论积极刑法观视角下轻罪制度的建构

我国刑法修订体现出了增设轻罪扩大调整范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刑法观,虽然批评不断,但无法否认积极刑法观在打击犯罪、保护法益、合理处罚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风险社会的现实背景与积极刑法观一同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契机。轻罪制度的建构须在本土语境下讨论,即以我国刑事政策为指导,结合当前刑事犯罪“双降双升”新特点,从标准确立和程序改进两方面推进。轻罪界定应以法定最高刑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为标准,并在不起诉范围、速裁程序、非监禁措施、轻罪附随影响等司法程序方面对轻罪制度加以完善。

风险社会积极刑法观的贯彻及其限度

风险社会中新生危险源与不安全因素层出不穷,为积极刑法观提供了社会条件。积极刑法观在理念、立法与司法层面分别表现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犯罪化与重用扩大解释。对积极刑法观持否定立场的学者,表达了对积极刑法观过度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违背法益保护主义与刑法谦抑性的担忧,但均难以成立。为与激进刑法观相区分,应理性界定积极刑法观的积极限度,在刑事立法层面,应秉持理性与谨慎态度,只有当新的危害行为无法为既有罪名的构成要件所评价时,才应考虑刑事立法这一路径,且在立法工作中,应避免对公众舆论的过度回应;在刑事司法层面,通过发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指引功能,合理适用“但书”规定出罪,肯定犯罪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之分离。

积极刑法观下关于高空抛物的理解与适用

积极刑法观和持消极刑法观向来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两种观点的立场一直难解难分,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等一系列轻罪,这也是体现出我国刑法发展倡导积极刑法观的思路,针对轻罪立法也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高空抛物入刑既是积极刑法观的体现也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针对高空抛物的“情节严重”要件法律尚未给出相应的标准,需要司法实践当中进行综合判定。高空抛物也存在与具体危险犯的竞合问题需要谨慎地处理认定,虽然我国倡导积极刑法观,但是不能冒进,而应当持谨慎的态度。

积极刑法观视阈下网络暴力的治理路径探析

对于网络暴力的刑法治理而言,通过过度扩容旧罪以扩增“新法益”和增设新罪以规制“新行为”,搭建起的网络犯罪预防体系观具有本能的入罪倾向,这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因而应继续健全网络暴力刑事治理的框架体系,明确细化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具体内容并调整相应法条,将网络暴力公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体系,同时加大对相关灰黑产业的治理,最终形成网络暴力的多元治理的新局面。

积极刑法观背景下微罪设立进路选择

在积极刑法观的背景之下,我国《刑法》中轻微罪名多次扩张,面对诸多针对这一现象的批判,支持者多从社会发展转型、危险或风险的形态与性质、当代刑法功能转型等方面进行论证。但总体来讲,微罪设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和困境,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其未来进路应当坚守稳健型教义路线,明确微罪设立的审查与评估路径,通过明确微罪尤其是大量抽象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为微罪设立提供充分条件,前刑法手段规制效果分析为微罪设立提供必要条件,刑法规制实效考察为微罪设立提供证成条件。为杜绝象征性、直觉性、体感性以及空置性立法等现象,必须增强立法的实证基础,在实践根据和刑法理论的双重指导下实现微罪设立过程中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有机结合。

论积极刑法观视角下轻罪制度的建构

本文主要从积极刑法观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轻罪制度的建构问题.首先,分析了积极刑法观的理论基础和核心要义;其次,探讨了轻罪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刑事嫌疑人权益、治安、法律制度完善性等;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应用刑事教育、制定明确的轻罪分类标准、设立适当的轻罪刑罚范围等,从而保证轻罪制度更加规范,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法律制度.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

我国刑法理论存在积极刑法观、消极刑法观与折衷刑法观的对立,但折衷刑法观的具体主张与消极刑法观并无区别。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需要刑法保护的法益日益增加,也使得法益受侵害的程度日益严重,原本缺乏类型性的现行刑法,存在许多处罚漏洞。我国当下需要采取积极刑法观,通过增设新罪来满足保护法益的合理要求。积极刑法观不是所谓激进刑法观,并非主张随意增设新罪,而是主张按照谦抑的法益保护原则增设新罪。持消极刑法观的学者所提出的近年来增设新罪的立法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增设新罪损坏刑法的稳定性与谦抑性,违反法益保护原则,不符合大国法治的要求等观点与理由,要么不符合客观事实,要么已经落后于时代,要么只是抽象的议论,因而缺乏现实意义。

化解积极刑法观正当性危机的有效立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生物安全犯罪立法总置评

刑事立法活跃化不仅带来了刑法条文增量与刑法知识体系更新,也伴随着积极刑法观的跃升与消极刑法观的沉寂。受积极刑法观的驱动并顺应前置法的修改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物安全犯罪立法进行了调整,以及时有效应对生物安全风险。刑法通过修改旧罪,增加规制内容与保护对象,在既有生物安全犯罪框架下实现了处罚的扩大化。刑法通过增设新罪,增加侵害方式与行为类型,将严重危害人类遗传资源安全、非法利用生物技术、非法处置外来入侵物种等行为犯罪化。无论是修改旧罪还是增设新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生物安全犯罪立法都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的理性的积极预防,这些立法兼具预防性与回应性,既能类型化地预防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又填补了既往生物安全犯罪的立法漏洞,有效化解了积极刑法观的正当性危机。

积极刑法观下洗钱罪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在积极刑法观的指导下,《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完善洗钱行为模式、修改主观构成要件以及变更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等,加大了洗钱罪的保护范围。洗钱犯罪的立法调整是传统赃物罪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平衡国际立法约束力与国内立法自主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响应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的体现。在洗钱罪的适用过程中,“明知”要素的去除可能会造成洗钱罪规制范围扩大,应逐步完善洗钱罪主观方面的适用标准,从而进一步实现精准打击洗钱犯罪、维护国民经济利益的目标。

法益重塑和路径调整:积极刑法观下农用地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转向

针对愈演愈烈的农用地犯罪,积极刑法观要求完善对农用地犯罪的刑事制裁。通过分析农用地犯罪实况,笔者发现当前争议在于农用地生态价值的法益化,这导致实行行为认定混乱、司法实践中罪名选择困难及法益损失计算模糊。农用地生态法益是指农用地保持其原有生态性质的环境利益,农用地的保护法益是由秩序法益、财产法益演进至生态法益。在引入生态法益后,对实行行为的认定需要对原有行为进行扩大解释,并仔细甄别新类型的实行行为;在罪名选择上参考域外经验,区分污染环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界限;在生态法益损失计算上,需要构建相应的生态法益可测量标准和生态法益转化标准。

积极刑法观下网络语言暴力行为的治理路径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我们在享受其带来的有利影响的同时,部分网民戾气傍身,网络语言暴力事件层见迭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已经刻不容缓。由此,有必要顺应时代趋势,以积极刑法观为立法基础,对网络语言暴力行为进行刑法规制,通过完善网络语言暴力立法、对未成年人群体施以特殊保护、细化办案流程等措施,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共同着手,惩治网络语言暴力行为。

积极刑法观下犯罪附随性后果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背景下,犯罪附随性后果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犯罪附随性后果本质上是对犯罪人资格或权利的剥夺与限制,在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其所存在的价值基础在于防卫社会和保护重大公共利益,但随着积极刑法观在我国的确立,严厉的犯罪附随性后果可能违背刑法轻缓化的价值理念,并且影响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带来犯罪附随性后果预防功能的克减。为使犯罪附随性后果更好发挥作用,必须树立犯罪人复归社会与防卫社会相统一的思想理念,给予犯罪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在规范上提高设置主体的规范层阶,缓和其严厉性,并且逐步消除前科报告义务,同时在制度上建立犯罪人就业歧视的救济制度。

积极刑法观视野下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防控

互联网金融行为极大的改变了传统金融业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模式,虽然促进了金融自由化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带来诸多犯罪风险,为洗钱罪、诈骗罪、非法集资等犯罪创造了温床。目前我国刑法正在出现积极刑法观的转向,刑法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干预,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与刑法的整体性功能性转向是一致的。积极刑法观以追求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但仍要给金融创新预留足够空间,需保持与其他法律的有机结合,同时继续坚持区分刑民案件之间的界限。

积极刑法观下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梳理与完善——基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二分的视角

“犯罪记录”与“前科”的概念来源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二者是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的关系。受积极刑法观的影响,轻(微)罪记录制度亟需变革。微罪是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轻罪与重罪的分界线应设定为5年有期徒刑。从立法与实践、犯罪学以及刑罚正当性的角度来看,消灭微罪和未成年人部分轻罪的前科是解决犯罪标签问题的最优解;考虑到成年与未成年犯罪人的差异,对成年人的部分轻罪记录予以封存并细化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的范围,可以更好地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保护。犯罪记录制度的完善要处理好与累犯制度的关系,并合理设计前科消灭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具体适用条件。

积极刑法观中的审慎向度及其实现---合比例性控制机制的确立与展开

与积极预防性刑法观不同,积极刑法观不仅是对刑法积极预防姿态的现象描述,而且暗含了对这一现象进行正面评价的意味,使得积极而审慎地预防成为其应然层面的追求,理应发挥检视和批判刑法积极预防实践的机能。从实然层面来看,积极刑法观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积极有余而审慎不足、现象检视和批判机能完全为现象证立与背书机能所取代的问题是其正当性危机的主要来源。基于此,以刑法保护目的和保护手段正当性检验为中心,通过法益概念与比例原则的相互补充,构建对积极刑法观积极向度的合比例性控制机制,并将其贯彻于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之中,对确保积极预防向积极审慎预防不断靠近而非渐行渐远而言具有方法论和程序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