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上的积极国家及其法理分析

由于私法和市场经济不能自动消除贫困、失业、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不能自发地实现社会公正,必须由国家介入才能解决,由此催生了社会法"国家干预与私法自治相结合"的法律机制。作为积极国家法律实践的产物,社会法行政执法机制的理论来源是积极自由、积极权利和人权学说,与其他法律部门有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特征是国家给付、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积极执法与消极执法相结合。

个人自由、国家共同善与教育公益性——解析格林的积极国家教育职能观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格林秉承积极国家观念。这种国家观蕴含着个人积极自由与国家积极干预职能的共生共存,以个人的受教育自由与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公益性的协调为旨归,强调个人自由只有在追求共同善的民主国家中才能实现。格林对教育的关注和其积极国家观的和谐互动形成其积极国家教育职能观,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的重建,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发展与良性互动。国家、教育与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澄明以及国家行使怎样的教育职能来促进教育公益性的实现,对我们建构本土的积极国家教育职能观起着价值引领和理念支撑的作用。

积极国家:反贫困战略中的政府干预与理论基础——基于国际反贫困战略的比较研究

贫困的产生和解决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个人主义将贫困归因于个人原因,结构主义认为贫困是社会问题,前者主张不需要国家干预,后者主张国家干预。文本从个人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组合来考察贫困的国家干预类型,通过对中国脱贫攻坚实践的考察及与西方扶贫理论和国家干预类型的比较,提出反贫困的五种类型:积极国家、发展型国家、有效国家、消极国家和无为国家。中国属于积极国家,干预程度最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干预度,国家干预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个人努力也有一定的限度。有效干预是能够实现减贫最大化的干预,有效努力是能够实现脱贫最大化的努力,国家有效干预与个人有效努力的结合能够实现最有效的减贫。从世界范围看,反贫困的干预收敛于有效国家。

个体自由与国家共同善的和谐——T·H·格林的积极国家教育职能观分析

个人的自我完善是一种积极自由的追求,个体的完善离不开全体社会成员的完善,对国家中共同善的追求和对全体成员公共利益的关注便是一种积极的国家观。T·H·格林所秉承和倡导的这种积极国家观不是对个体受教育自由的限制与压抑,而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共同体利益的和谐发展与良性互动。如何理解国家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国家行使怎样的教育职能来促进教育公益性的实现,是T·H·格林的积极国家教育职能观带给我们的反思与启示。

积极国家观的历史叙事与价值解析

从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看,积极国家观与消极国家观共同演绎了国家理论进程并交互影响着国家实践发展。积极国家观倡导的个人与国家的和谐、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反对国家中立的价值取向、重视国家能力的积极作用等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对积极国家观的发展与价值进行理性反思,对于现代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从消极福利国家到积极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探索新福利制度

福利国家是 2 0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最重大成就之一。随着时代变迁 ,其负面影响愈益突出 ,改革传统的福利国家遂成为当务之急。 90年代 ,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英国工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 ,其核心是以“积极的”福利国家代替传统的福利国家 ;具体做法是减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直接给予 ,增加教育经费和培训经费 。

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与规划远景——从“积极老龄化”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在全老健康、全民参与和全面保障的框架下,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存在医养结合模式区域发展不均衡、智慧养老数据库建设属地性明显、强势地方政府影响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软件”缺失、城市养老服务忽视系统融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精准化不足等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需在“全龄健康+连续管理”“全民参与+多元共治”和“全面保障+精准配需”的新时代框架下提质升级,以确保“十四五”时期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从而力争到2035年,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基本成熟,与综合连续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有效衔接,医养深度结合、功能普遍完善、规模广度覆盖、城乡全部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

“积极的福利国家”的启示

“福利国家”是二战以后,西欧国家取得的最主要成绩之一。在建立及完善的过程中,传统的福利制度正在发挥其功效的同时,逐渐暴露出弊端,并且副作用日渐严重。为此,以吉登斯为代表的倡导“第三条道路”的西方经济学者主张把传统的福利国家改变为国家投资的福利制度,英国等西欧国家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这种探索对目前的中国是有很大启示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按照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近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2050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规划》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

大政府是如何可能的: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观及其批评

与传统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反对消极国家观,坚持积极国家观,倡导以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大政府"理论。新自由主义认为,大政府不仅可以增进社会的团结与和谐,促进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实现社会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统一,还与权利优于善的价值论和多元民主观协调一致。这一理论肯定国家的地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主张将政府干预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大政府并不必然就是无限政府。新自由主义的"大政府"理论受到了保守自由主义的猛烈批评。

视角的转换:现代国家刑罚权的反思

国家的刑事政策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而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是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本文首先通过对刑罚权理论的逻辑前提命题进行分析并深入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从物理学的角度对刑罚权分化予以思考,最后探讨了刑罚权分化对刑事政策的影响。

试论网民的国家公民身份

国家公民身份是网民概念的核心要素,应保障网民在网络活动中享有公民权利。随着网络空间的飞速发展,国家公民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均在网上拓展。创造活泼健康的网络公共领域和法治网络空间,均需激活广大网民的积极国家公民身份。网民的国家公民身份面临网上的消费主义影响、缺乏闲暇、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培育网民的积极国家公民身份的途径包括:增加公民的闲暇时间,完善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机制和公民教育等。

《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民法典》虽未对个人信息予以权利化处理,但却在私法保护之外,纳入了公法保护,由此将个人信息保护提升至全新高度。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框架可具体拆分为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两个方面,前者在于防堵国家对于个人信息的无限度收集和不当使用;后者揭示在个人面对与其地位不对等的信息控制者时,国家需承担的介入和保护义务。上述双重义务框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已初现端倪,《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也在吸纳欧盟经验的基础上,广泛纳入了公权机关在信息保护中的责任,但该草案的规定还相对粗糙,在上述双重义务构架下,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如何展开,还需借助数据法的原理和域外数据立法与实践进行细致讨论。

“人口统计学”课程思政改革探析 ——论思政元素融入“人口统计学”教学大纲、教案的路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人口统计学是人口统计工作和进行人口分析的理论基础,通过思想政治融入“人口统计学”教学,将专业理论知识教学与思想政治素养培育有效融合,是新时代赋予课程的崭新内涵。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全球视野五个目标,深挖思政元素、优化内容供给、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探索思政元素融入“人口统计学”教学大纲和教案的具体思路,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地、落实、落细、落到位。

公法价值向私法领域的再渗透——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与契约自由原则

基本权利水平效力涉及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与契约自由原则甚为关联。两大法系在此问题上看似相同,实则有异,其内里展现了不同的立国哲学。英美对经济人的假定、国家的手段属性、消极国家观决定基本权利及于契约自由原则时的垂直属性;欧陆对政治人的假定、国家的伦理地位、积极国家观决定基本权利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时的水平特点。目前,道德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进一步影响契约自由原则,并被法典化,体现为公司社会责任。二者关系的变化折射出公法价值向私法领域再渗透这一事实,预示着宪法崛起、公私法融合与人权保护水平的提升。

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

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私人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的变革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和较为适合的角度,反映出了处于思想成熟时期的拉斯基主张和一贯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

论作为社会权的公民体育权

根据宪法基本权利的分类,体育权本质上属于社会权之一种。首先,体育权的产生体现了社会权的基本理念。作为社会权的体育权的价值意蕴,强调的是其有由国家积极促进的一面。其次,体育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彰显了社会权色彩。公民体育权对所有国家公权力都具有约束力。但主要地是为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机关提供行动指南和价值准则。公民并不能据以直接请求国家给付。再次,体育权保障的国家义务突出了社会权特征。作为社会权的体育权,更为注重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受益型保障,而对以司法权为中心的防御型保障注重较弱。但在强调体育权的社会权面向的同时,也要防范无节制的政府福利给付所可能引发的财政、管理、道德危机。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互联网时代个人数据概念重构及保障性规范探索——以欧洲相关制度和判例为视角

网络时代如何有效保护个人数据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相关权益,是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以《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为基础,结合欧盟及欧洲地区相关规则,通过大量案例,欧洲对互联网语境下个人数据的定义、可能的侵害或干预形式以及相应的保护原则和措施进行了探索。我国正处于互联网秩序建立的初期,这些探索所形成的成果对于在变革时期如何形成后发优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宏观层面应当建立权力重构语境下的治理思维;在微观层面应当将个人数据类型化,并基于比例原则和国家的积极义务进行具体的保障机制构建。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中国启示

由于中西方巨大的金融市场差异,美国等西方国家后金融危机时期的金融监管经验不宜简单移植中国。在金融暨经济自由化较低和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双重作用下,中国金融市场本身就存在不健康因素。通过强权推导并以牺牲部分权利代价而留下隐患的经济发展,一旦公民权利诉求的高涨、知情权的表达以及法治化程度的提高,都有可能将隐性的金融暨经济风险暴露出来。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不是来自金融市场本身,而是源于金融体制限制并异化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这体制性摩擦的金融暨经济风险恰是市场机制本身所无法或难以解决的。如果中国的金融监管避重就轻,过多地纠缠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及经验教训,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做法。中国金融监管的当务之急是加快金融体制性变革,通过一定的可承受的风险代价获得体制性突破,为金融市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