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释人员复权制度集成的实践逻辑

在犯罪治理体系中,与运用识别技术强化管控特殊人群相比,刑释人员融入普通人生活始终是一个被搁置或被淡忘的话题。面对社会的冷漠和排斥倾向,仅仅摘掉受刑人标签即运行前科消灭机制,仍不足以帮助这类弱势加“另类”群体再社会化。“因犯罪失权—失权法律原因消失—复权—平权”的过程控制,不仅能更新普通人的权利观,提升特定人的权利意识和能力,还能在义务泛化的情形下压实基层政府的职责;逐步压缩特定人被限权的空间,一方面直面普通人与特定人之间存在的权利冲突,另一方面也真正将社会共治构想建立在社会共存基础上。因此,复权制度集成的实践逻辑应当是:在司法因应层面,扩大犯罪记录封存范围,将积极复权措施提前到自由刑执行阶段,运用政策杠杆适度压缩限制从业空间,畅通司法救济渠道限制义务主体的乱作为;在政府作为层面,基于刑释人员再社会化紧密衔接刑事法与行政法,将针对这类人群的专项服务嵌入社会福利、卫生医疗、文化教育、就业指导、劳动保护等普惠体系,消减直接和间接歧视;在社会接纳层面,借助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消除或淡化普通人与出狱人的心理隔膜,还给后者普通人身份。

教育公平视域下美国高校招生配额制的合宪性审查——以“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案”为核心的分析

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施行的积极平权措施旨在为少数族裔提供优惠照顾,以矫治教育资源分配之不公,补偿少数族裔在历史上所遭受之不义。自1978年“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以来,积极平权措施的合宪性遭受到多方面的挑战。种族因素在何种意义和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高校招生政策的一部分进行考虑,直接关乎以积极平权措施为导向的招生政策是否合宪。“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案”开启了关涉亚裔群体是否在美国精英大学遭受系统性歧视的探讨,此案涉及诸如当事人起诉资格、种族平衡、亚裔配额、种族多元化、群聚效应理论、替代性种族中立招生政策等高度争议的法律问题,同时也向法院提出了审查基准选择和适用上的挑战,审查基准的确认与司法介入之强度等皆关联着法院审查大学招生政策的正当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案”的审判无疑将深刻促进美国精英大学未来招生政策的变革,同时也会对招生配额制的未来走向和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