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治理主义”与匈牙利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转型——兼论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改革之方向抉择

在贿赂犯罪日益间接化、群体化、隐蔽化乃至"生态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刑法立法普遍面临着边际效益递减与调整失灵的风险。匈牙利在世纪之交的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转型中,以有效组织系统化的贿赂犯罪抗制为目标,力求解决贿赂犯罪的环境性腐败共同体、犯罪发现能力与效率不足等问题,立法改革体现出"积极治理主义"的新理念。"积极治理主义"新理念的提出,为完善贿赂犯罪刑事责任原理和刑事立法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方向与新内容,可为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的瓶颈突破提供有益参考。

积极治理主义对我国当前资本市场的借鉴

积极治理主义兴起使得机构投资者更加主动地投入到所投资公司的结构治理中,改变以往“用脚投票”方式而采用“用手投票”。我国证券市场正经历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变革,随着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机构投资者也有可能主动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去。本文通过对美国积极治理主义的兴起、参与治理方式、作用等的研究借鉴,结合我国目前机构投资者及整个资本市场的现状,对如何推动我国机构投资者积极治理主义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立法检讨——以积极治理主义为视角

自现代化转型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刑事治理力度,犯罪化态势明显,但刑法立法却怠于加强对腐败行为诱因的控制与预防,无意通过犯罪化减少腐败行为的制度性诱因,成为导致当下腐败行为刑事治理出现困境症结之所在。以预防治理为主导,缘权而治的积极治理主义理念支配了后现代化以来世界腐败行为治理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在犯罪化根据、可责性依据以及刑罚配置方面实现了现代贿赂犯罪理论与立法的创新发展。在我国进入"全面反腐时代"的背景下,应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的立法理念,构建具有遏制腐败诱因发生功能的罪刑规范,重点增设"诱因控制型"贿赂犯罪,提升贿赂犯罪立法的规制能力和效果。

美国共同基金治理角色的变化及其借鉴

近年来,美国共同基金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基金开始放弃"消极治理主义",转向"积极治理主义"。共同基金治理角色的这种变化,提醒人们注意,不要仅仅关注基金的投资功能,还应重视其公司治理功能。有关问题的讨论,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刑法修正案(九)》贿赂犯罪立法修正评析

《刑法修正案(九)》对中国贿赂犯罪立法所进行的以"内涵修复式"为核心的修正,仅仅缓解了既有规范中罪刑关系紧张与矛盾的局部性问题,立法的固有矛盾并未得到系统性消除。中国贿赂犯罪立法规范体系的全面更新,需要引入并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的指导地位,在全面考查贿赂犯罪刑法治理机理现代化标准的基础上,加速完成犯罪化根据、法益定位、罪名体系构建、罪体要素设定、行为立罪与责任根据模式以及罪刑配置与调节因素功能的全面更新。

反腐败刑事政策时代转型的逻辑与法治化思考

作为国家腐败治理的方针和对策,反腐败刑事政策事关刑罚对象的划定和惩罚手段的选择。反腐败刑事政策的流变,源于党和国家对腐败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时也是反腐败战略目标以及体制机制不断转型的产物。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以及积极治理主义的理念,正推动着反腐败刑事政策的时代转型。反腐败刑事政策的转型必须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反腐理论,将反腐败刑事政策转型纳入法治的轨道,坚持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反腐败,实现刑事政策的法治化,需要厘清反腐败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同定位。腐败犯罪的立法修正,应当是党和国家的反腐败刑事政策的立法转化。刑事司法中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只能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在刑法规范限定的范围内发挥规范适用的指导作用,而不能直接替代规范。

行贿犯罪立法体系趋向之检视

现今行贿犯罪立法显现出构成要件要素冗余、刑罚结构失衡、刑罚厉度不足等特性,无不表明我国的行贿犯罪治理深受消极治理主义影响。有限的司法资源面对不可估量的行贿犯罪黑数和存量,已呈捉襟见肘之势。为打破治理效果疲弱之僵局,学界涌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流派,一是倡导行贿犯罪出罪化与免责化,二是以积极治理主义为指导惩治行贿犯罪。审慎取舍的积极治理主义的主张,对未来行贿犯罪立法体系建构意义非凡。

腐败治理新常态下行贿犯罪治理困境与改革策略——兼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罪的新规定

中国的腐败治理正处于以积极治理主义为导向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腐败治理的新要求,行贿犯罪司法治理中所暴露出的惩处范围过窄、从宽幅度过大、非监禁刑适用比例过高、量刑不平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已切实地引起了立法与司法的集中关注。以追求立法科学化为导向的《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较之于国家严惩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更新的国家腐败治理理念,必须落实为对行贿犯罪的积极治理要求,立足于刑事司法的角度,应当在积极回应理论更新内在要求的同时,淡化、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严格'特别自首'及非监禁刑的适用,统一行贿、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