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生育支持背景下不孕不育医疗保障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全民健康覆盖框架,从人群覆盖广度、服务覆盖宽度和费用覆盖深度三个维度,比较了12个国家的不孕不育医疗保障政策异同与效果。为全面构建积极生育支持体系,应针对我国不孕不育高发、医疗费用高昂的社会人口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不孕不育医疗保障顶层设计,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明确覆盖患者的纳入标准;动态调整医疗服务清单;综合考虑政策目标、筹资能力和患者需求等因素科学制定适宜费用保障标准。多元协同为不孕不育患者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持,推动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

积极生育政策对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影响的趋势分析

在性别失衡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不断加剧。文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单区域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充分考虑积极生育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不同影响,设置不同的方案预测2021-2100年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利用未婚男性过剩规模、潜在初婚比、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测度我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变动趋势,得到如下结论:第一,2020-2100年婚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先加剧后减缓,婚龄未婚男性过剩规模将在2040年左右达到峰值4913万人。潜在初婚比将在2052年左右达到峰值183.9。第二,1970-2050年出生队列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和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2020年左右出生队列达到峰值,“10后”男性将面临最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第三,积极生育政策有利于从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缓解未来男性婚姻挤压。出生性别比越快恢复到正常水平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总和生育率越高则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程度越低。第四,我国男性婚姻挤压以往被高估。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普查数据,采用逆存活法测算发现将近一半的“失踪”女性被找回。

论丈夫积极生育权的保护

由于生理和法律上的原因,现实中,丈夫的积极生育权在与妻子的消极生育权的平衡中处于不应有的劣势,如何保护和实现丈夫的积极生育权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婚姻法的范围内构建完整的生育制度是比较可取的立法模式。

人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进积极生育的财税政策研究

当前,我国正面临严峻的人口发展挑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生育率持续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力资源供给后劲不足,人口发展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系统设计和实施一揽子激励政策,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立足于我国人口发展现状和挑战,剖析制约我国人口生育的现实因素,并梳理发达国家的相关做法和经验,对于完善我国促进积极生育的财税政策具有重要借鉴作用。鉴于女性职业焦虑、经济负担和儿童照料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原因,我国应保障女性劳动权益,给予雇佣企业财税支持;完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加大育儿补贴力度;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健全托育服务体系。

政治向心与政策协同:家庭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保障机制

当前年轻人的“不愿生、不敢生”生育顾虑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体现,这必然要求以更为宏观的视角理解生育支持政策的人本内涵,并以整体性的政策组合为公众的生育意愿调整创造友好的文化与制度环境。针对现有生育支持政策缺乏协调性、相关性和整体性的问题,需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运用政治向心和政策协同的交互逻辑:一方面是向心逻辑的引领,主要表现为在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治向心凝聚各方力量,整合多元诉求,建立和完善“上下互动”的协调机制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要以政策协同为基础,加强不同部门和相关主体在政策上的协同治理,具体包括积极生育支持的政策内容协同、政策机制协同和政策工具协同。只有政治向心和政策协同统筹推进,才能最大限度保障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

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妇女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祖辈隔代照料成为家庭与生育的重要支持力量。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2016年、2018年、2020年三期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能够使育龄女性再生育水平提升5.6%~5.8%。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低收入水平家庭、低受教育水平的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在社会托育服务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隔代照料对女性的再生育决策和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重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尚需时日,在过渡阶段有必要以“家国一体”思想为引导,将具有即时性、安全性和低成本的隔代照料纳入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之中,这是补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破解婴幼儿照料难题和提振人口生育率的有效路径。

构建积极生育保障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如何落实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消除生育障碍、满足家庭婚育需求、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积极应对少子化函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积极社会政策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具体实践,本文提出“积极生育保障”的新概念,并对积极生育保障体系的核心理念、目标内涵、责任分担、政策框架、实施路径和评价标准进行详细论述,建议以积极生育保障的理念应对少子化挑战,将构建积极生育保障体系作为社会投资的优先重点领域。

积极生育政策背景下城市妊娠妇女生育行为调查研究——基于呼和浩特市三家医院抽样数据

政策是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积极生育政策背景下内蒙古人口增长呈现出中心城市人口聚集以及边境人口空心化的趋势。本研究以呼和浩特市城市妊娠妇女为调查对象,通过重点抽样获取研究样本。研究表明:妊娠妇女生育行为会对其再生育意愿产生影响,这一生育实践过程具有生育时间性、生育照顾伦理空间性以及伴随生育风险意识等特征。本研究建议:完善生育时间支持、婴幼儿照顾支持、生育心理支持等措施,保障育龄妇女的生育权利,支持鼓励家庭人口再生育实践。

积极友好生育支持政策实施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

随着生育水平降低、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的日益凸显,积极友好生育支持政策的调整完善与实施变得愈加重要。目前我国在积极友好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中遇到了新的问题,面临着新的困境。为探寻如何突破并解决积极友好生育支持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的生育政策为例,对政策实施情况、面临的困境以及问题成因进行深入调查与分析。根据调查结果,本文从生育意愿、养育成本、生育保障以及托育保障四个方面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与分析。同时,为积极友好生育支持政策摆脱困境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为更好地调整、实施积极友好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了新的路径。

优化生育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权伦理反思

人口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少子化是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性特征,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要求我们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突破控制生育政策取向下的生育权认知,需要全面、准确、富有包容性地界定生育权:生育权具有自然权利和道德合理性、人权和基本权利以及人格权属性,但我国并未确立生育权的基本权利地位,也未明确规定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因此,我们对于生育的认识需要转变,即由强调人们计划生育的义务到强调对于人们生育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人们生育权的实现需要宪法、行政法等公法和民法(私法)的共同努力,而公民生育权的公法保障是关键。

家庭友好政策的发展脉络、实践启示与中国方案——基于生产与再生产视角的考察

家庭友好政策作为平衡工作和家庭、支持积极生育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我国尚处于研究与实践的起步阶段。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实践与文献,以生产与再生产视角为中心考察了家庭友好政策的知识基础和实践脉络。国外家庭友好政策经历了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工作家庭平衡、推动工作家庭增益为主线的起步、发展和扩展阶段,而国内相关研究和实践正在全面发轫。在新时代背景下,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正面临新动因、新挑战和新机遇,当前还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本土研究与中国方案。今后不仅需要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还要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通过积极调动就业机构参与的主动性、重视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建设和有差别的设计家庭友好政策实践程序等,平衡政府在市场与社会、个人在工作与家庭中的责任,从而构建面向新时代责任共担的家庭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