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发展与“积极的自由”

“积极的自由”来自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 ,当我们以人的文化创造性为基点提出一种崭新的积极的自由观念 ,揭示出“积极的自由”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系的时候 ,便会发现 ,从自由意志和意志自由的形成 ,到人格智慧和价值自由的获得 ,再到诗意的生存和意义自由 ,是现实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的新理念和方略。

论“积极的自由”之创造

积极的自由是一个实践的力量和主体性的范畴。在对积极自由的追求和创造过程考察后得知 ,自由意志大体有思想自由、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之分 ;而从主体状态和作用发挥方面来看 ,自由可以分为共存的三种类型或是不断递进深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同时又对应着不同的主体发展形态 ;意志自由———[抽象]理想精神主体 ;价值自由———实践精神主体 ;意义自由———文化精神主体。

自由: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弗洛姆与伯林之间

伯林在《自由论》中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并认为弗洛姆的积极的自由会导致自由的反面。伯林的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弗洛姆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自由在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同时,将不受他人干预的消极自由看作是实现积极的自由的必要条件,认为人有在不同方向间选择行为的自由与能力。同时,他关于逃避自由的分析也破解了伯林消极的自由不会走向其反面的观点。

论积极自由的审美性实现

弗洛姆认为自发性活动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唯一途径,即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和自发性的爱使人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个体再次与世界连结起来。与其他形式的创造性活动相比,审美活动更集中更强烈地表现了人的自由和自发。创作者创造作品是极具自由张力的自发性活动。

自由的实在性之思——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由理论述评

自由是康德"思辨理性体系整个建筑的拱顶石",而只有在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先验的自由和实践的自由的关联中才能真正理解康德的自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为自由留下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对自由的实在性的论证却是在道德哲学中完成的,具体地说,康德是通过自由和道德法则的相互印证即"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证明了自由的实在性问题。康德的自由的实在性论证既是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更为后人研究自由理论奠定了基础,并且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略论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借鉴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是19世纪欧洲言论自由理论的经典阐述。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人对密尔的自由观存在一定的误读和忽略。当下,结合中国新闻实践,从理念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密尔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解读的语境。

论庄子自由思想的双重内涵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由理论,他认为自由具有两种含义,即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在庄子的思想中同样具有这两种不同的自由。从社会现实层面上看,庄子将"人间世"视为一个充满了苦痛和无奈的地方,所以他只好逃离现实,把期望寄托于理想之中,幻化出一个自由的理想世界,追求一种没有世俗羁绊和利害关系的自由的人生。这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的自由理念,完全脱离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自由观;但是从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层面上看,他把精神自由转换为一种审美自由,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个人自由 社会秩序 国家干预——论托马斯?格林的新自由主义

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日不落帝国"。然而,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出现的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预言的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和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面对这样的问题,格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共同的善",为逐步摆脱专制统治的国家通过干预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个人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由的“困惑”——弗洛姆论逃避自由

在漫长的并且实际上从未间断的争取自由的战斗中,一些阶级曾经也为自由而战,一旦赢得了胜利,也需要维护新的特权,就摇身一变成了自由的敌人。尽管充满着曲折和反复,自由还是通过战争而获得进展。束缚一个接一个地被解除。人已推翻了大自然的统治,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人已推翻了教会的控制和专制国家,人类相信自由似乎即将实现。

从迷惘到自由——弗洛姆自由观下的《叛逆年代》解读

本文以英国20世纪50年代作家约翰·韦恩的著名小说《叛逆年代》(Strike the Father Dead,1962)为研究对象,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自由理论为指导,揭示了主人公杰里米从迷惘到自由的心路历程。文章分析了主人公从追求愤怒与叛逆的"消极的自由"到以自发的爱和工作为基础的"积极的自由"转变,并分析了其背后深刻的心理学动因,并得出结论:"消极的自由"不能帮助现代人走出迷惘与困顿,只有通过自发的爱与工作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从启蒙倒退到神话之后的生存哲学——论谢林中后期哲学的伦理思想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发现,自由本身无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康德所揭示的"自由的因果律"蕴含着与自由相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固然构成了康德道德律之"绝对命令性"的隐蔽根基,但也蕴含着普遍理性的道德律对个性的取缔和毁灭。谢林比阿多诺早一个半世纪便洞见出了启蒙伦理的"辩证法"。因此,谢林后期哲学转向了其早期就向往的理性的神话学上来。本文不认为谢林向神话学的倒退是对启蒙的背叛,而是对启蒙的内在悖论在更深层面的揭示。如果真正的自由对立于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任意的。因而在善恶问题上,自由永远都只是一种向善或向恶的可能性,而非是必然的。人的生存作为人的自由力量的体现,在于它必须面对恶而生存,以增强存在的力量。启蒙伦理的色彩于是被彻底改写。

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谈“民主的范型”（Les paradigmes de la démocratie）

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谈“民主的范型”（Ｌｅｓ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ｅｓ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编辑的论文集《民主的范型》１９９４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集的编者指出，这本文集的主旨是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