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的发展

积极刑法立法对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产生深刻影响,微罪、轻罪以及法定犯的比例越来越高,积极一般预防理论成为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考量因素。这些变化均要求,刑事检察应顺应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发展的实质要求,以不断接近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发展的应然状态,包括追求具体个案的实质公正,丰富刑事诉讼的程序体系,注重刑事治理的现实成效等。为此,针对当前刑事检察表现出的与当前犯罪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格局、路径方式仍不一致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强化刑事检察中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公正,消解刑事检察中权力行使的张力,消除刑事检察中的负面效应,以回应和实现新时代刑事检察发展的要求和目标。

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司法检视与反思——基于组织考试作弊罪158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积极刑法立法观指导了近年来的刑事立法,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增设便是典型体现。综合评价积极刑法立法观不仅要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论证,更需要结合司法实务进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组织考试作弊罪在司法实践中呈现过度犯罪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既遂标准前置化、考试范围扩大化、两法边界模糊化和量刑情节混乱化。因此,积极刑法立法观无法弥合立法上犯罪化与司法上犯罪化之间的裂隙,也无法与法益理论形成自洽。由此,应在司法中寻找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完善出路,明晰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恶劣”的入罪标准、量刑原则和确定既遂标准。

积极立法观下高空抛物入刑的教义学解读

高空抛物入刑是积极立法观下刑事立法的产物,立法机关增设高空抛物罪是基于我国目前复杂的司法实践现状和人们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是我国刑事立法活跃化与科学化的重要体现。在认定高空抛物罪时,应注意对高空抛物罪所侵害法益的把握。从本质上而言,高空抛物罪是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属于抽象危险犯,即应从抽象危险犯的角度出发对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做出认定,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进行严格区分,旨在防止其不当扩张,沦为轻罪中的口袋罪名。

论存货动态质押的二元化立法进路

商事习惯形成的存货动态质押呈现独立化的特征,在运行机理上既不同于浮动抵押,亦有别于传统静态质押。动态质押设质过程不重视物理层面的交付,而强调控制的移转。因商事活动控制风险的需要,动态质押有能力同时也有必要采取声明制登记的形式予以公示。作为特殊的种类物质押,动态质押的成功设立还需要对质物的概括性描述达到合理识别的程度。只有通过增修条文在法典内部形成质押的二元立法体系,才能为以动态质押为代表的各类新型质押留下发展的空间。

积极刑法立法背景下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

轻罪化的立法主张有其合理性,但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轻罪不轻”现象客观存在,且导致出现犯罪的直接后果与间接后果轻重“倒挂”的不正常现象。新近积极的刑法立法实践,亟须相关的前科消灭制度作为配套措施。当下一些前科规定明显缺乏正义价值的内在支撑,具体体现为: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罚由‘法’定”的本意,违背罪责自负的基本法治精神,且与惩罚犯罪的报应与预防根据存在较大程度的脱靶。针对这种内在弊病,前科制度理应归入制定法律的事项,应全面清理具有牵连色彩的前科规定,应谨慎设置终身制的前科规定。惩罚与犯罪具有基本关联性是分配正义及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之义,犯罪性质与从事职业、落户积分、获得荣誉等资格的关联性便应成为设置前科制度的主要考虑因素。在具体细节安排上,前科消灭效力应限于非刑事领域,过失犯罪与定罪免罚的情形不应算作前科,可以仿照追溯时效的规定设置前科消灭的条件,同时建构“法定”“裁定”“申请”三种消灭方式。辅以前科消灭制度的轻罪化,才能真正实现刑罚轻缓化。

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实质解释论——基于批判积极刑法立法观的视角

在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恶意犯规甚至伤害行为,入罪论时有抬头,正如企图以刑法积极管控几乎所有的社会风险的积极刑法立法观一般。应尽量以非刑事措施,规范造成重大伤害甚至死亡结果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不应动辄以刑法对其进行规制,从而更有效地展现非刑法规制力量所发挥出的社会秩序合理化功能。一般而言,不需要刑法规制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属于运动员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的,或并未明显超出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的,造成某个或某些运动员身体受伤的行为。对于行为人蓄意借助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这一事由,实施的实质上故意伤害乃至故意杀人行为,应考虑由刑法予以规制。总体而言,规制值得刑罚惩罚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刑事罪名主要包括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了促进对抗性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必须结合各项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的规则本身以及特点进行实质考量,在法理上,应基于正当化事由及责任阻却事由的实质解释,将一定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不定罪量刑;在司法上,应借鉴刑法私法化理念,对入罪化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予以活性化处理,以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相对平衡。

论积极刑事立法背后的规范逻辑与社会需求--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作为近年来修改规模较大的一次刑事立法活动,颁布后再次引起了学界和公众对积极刑事立法观的广泛讨论。通过详析我国现有刑法体系的规范逻辑,把握积极刑事立法背后的现实需要和民众诉求,有助于理解积极刑事立法观在我国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准确理解适用新修刑法,掌握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向亦能有所裨益。

论我国积极刑法立法化背景下的科学立法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在刑法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化的刑法立法观和消极化的刑法立法观。通过对目前我国的刑法立法现状审视不难得出,积极化的刑法立法才是当前我国立法者所选择的立法模式。不同于部分刑法学者所推崇的风险刑法,积极化的刑法立法不是要将刑法的犯罪化推崇到极致,而是主张适度的犯罪化,符合我国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诚然,积极化的刑法立法所导致的犯罪圈的扩大会引起我国社会的犯罪标签化,实际上并不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存在的价值,而应努力提高立法用语规范化、减少象征性立法、合理划定犯罪圈、解决犯罪标签负效应,最终实现科学化的刑法立法。

论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坚持与完善

积极刑法立法观与消极刑法立法观的争锋持续已久,在新时代的中国应当选择何种立法观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今消极刑法立法观的适用面临困境,积极刑法立法观优势凸显,是未来刑法发展的应有之道,但同时在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实操过程中出现条文设置模糊、立法情绪化、犯罪标签负面影响严重的问题,需要对积极刑法立法观进行科学协调,将犯罪化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并将刑罚设置趋向轻缓化。

试论中国积极刑法立法观的构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传统刑法立法观虽然重视公民权利的保护,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刑法预防功能的发挥。而积极立法观要求刑法随着社会的变化主动适用,符合时代精神,是中国未来刑事立法的理论指导,同时,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亦有增设新罪和调整刑罚的积极刑法立法观的体现。基于此,本文将对中国积极刑法立法观的构建进行深入探讨。

刍议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正

近年来,公众人物逃税的数额之多、影响之大,屡屡将《刑法》关于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置于风口浪尖。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是否合理,至今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肯定论与否定论。从刑法法理角度来看,该条款的设立有违刑法体系化,偏离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理解,消解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从司法实务和行政实践观察,该条款采取的行刑反转模式已经显现弊端,导致逃税罪实际处理模式不一、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查税权力混淆。当前,应基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积极预防性立法理念,对该条款进行完善和修正,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改为“从轻、减轻刑事责任”,同时设置条款适用的数额上限。

我国刑法立法观的选择与协调——以对刑法及相关规范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立法整体呈现三方面的趋势,即增设大量新罪、扩张个罪处罚范围以及加重个罪刑罚处罚。刑法学界就我国未来立法的应然走向,形成了积极刑法立法和消极刑法立法两派阵营。对两种观点的解读与评价,应立足于当前社会风险升级现状,并妥当分析刑法谦抑性的内涵和象征性刑法的价值。积极刑法立法观具有时代意义,应该给予肯定性评价,但积极刑法立法也应遵循科学立法原则。这需要刑法立法与社会风险有效衔接;减少犯罪标签给犯罪人带来的刑罚延续性效应;保证积极刑法立法与严而不厉的罪刑结构并行不悖。

7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的变迁与未来走向

7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9年的探索阶段、从1979年到1997年的成长阶段、从1997年至今的完善阶段。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探索、修正和完善,修法技术趋于成熟,很好地处理了批判与继承、科学与民主、打击与人权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刑法立法之路。在此过程中,刑法立法上出现了诸多理论争论,集中体现在刑法立法理念、刑事政策的发展方向和刑罚的轻缓化三个方面,出现了积极刑法立法观与消极刑法立法观,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死刑的存与废等方面的博弈。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新形势,我国刑法立法的未来走向应树立积极刑法立法观,秉承适度犯罪化原则,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有机统一,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立法道路。

刑法象征性立法——批判与被批判的武器

作为象征性立法的表现,刑法象征性立法的“姿态性”“安抚性”“情绪化”和“安全感”特征,直接源自立法的“虚幻性”或“空洞性”,但其实质根源是单纯的价值宣示性或信仰说教性。此表现与实质组合成刑法象征性立法的品相。一项刑法立法是否属于象征性立法的识别标准包括“现实可能性”的事实层面和“应受刑事处罚性”的实质层面两个维度。依此标准可妥当地判断国内外诸多刑法立法例是否象征性立法。新型犯罪自然要面对象征性立法问题,而避免象征性立法则有赖于采取面向实践的方案:结合程序性和实体性标准的合理入罪机制,同时顾及刑事政策。刑法象征性立法概念对于审视刑法立法包括新型犯罪立法构成了“批判的武器”和“被批判的武器”,故能够抑制过于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和过于积极的新型犯罪立法观。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之刑法立法--基本立场与配套技术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涉疫犯罪的刑法应对为样本,过度扩张的司法解释性文件折射出针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之刑法立法的隐忧。在刑事政策的及时性与整体从严从重性导向下,须深入反思当前立法在公共卫生犯罪、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等领域的不足。基于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基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系列特质,今后的刑法立法修改宜以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为基本立场。就配套性修法技术,即结合医学、生物科学等实证基础进行科学预测与决策;借助反思性平衡方法实现法益、用语、罪刑等方面的平衡;运用体系思维实现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的协调。

刑法立法观之争的反思与出路

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与消极的刑法立法观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两者在立论依据和论证结果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矛盾之所以表现得那么突出,表面上看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观点存在误解、争论偏离了问题的实质以及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深层原因则在于双方的刑法立场不同。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求两种刑法立法观的融合。这不仅是刑法学派之间从争论走向融合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为此,在今后的刑法立法当中,必须树立社会治理的整体性思维,重视刑法立法的实证化基础,并规范刑法立法的公众参与。

地方立法主体扩容后对立法重复的重新审视

《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主体急剧扩容,地方立法重复现象猛增。在新形势下,地方立法重复不应只包括了对上位法内容的重复,对同类地方性法规内容的重复也应归属于其范畴。这样一来,对地方立法重复的宽容度相应地应有所提升。故而,辩证地看待地方立法重复至关重要。地方立法重复虽然备受诟病,但却无法避免。对地方立法重复进行限制或是宽容,实质上应取决于立法主体的主观态度。地方立法重复以立法主体的主观态度为标准可分为两类,即惰性的地方立法重复和积极的地方立法重复。为有效规制地方立法重复,应该防止惰性的地方立法重复、包容积极的地方立法重复。

如何有效回应现代刑法立法的扩张?——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观察

犯罪化与重刑化并行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现代立法的显著特征,但我国的重刑结构使重刑化问题尤为突出。在现代刑法立法的回应中,古典刑法观尤其是以法兰克福学人为代表的原则性否定立法的批判进路,几乎无法实际影响立法。对立法持亲近态度的积极刑法立法观,可形象描述立法现实,但缺乏立法批判的意愿和能力,无力回应我国重刑结构基础上的重刑化问题。务实的选择是转换视角,从新制定法律中寻求立法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条文的优化设计尽可能地影响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实践表明,通过批判性合作可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影响立法扩张的范围与程度,是值得提倡的回应立法扩张之道。

数字法治中的立法消极与司法能动

近年来,数字领域的风险日渐增多,出台新法以积极应对数字化风险,是很多国家立法者的本能选择。欧盟立法推崇积极主义,美国立法则相对克制,而中国立法受欧盟影响巨大,不断跟随欧盟脚步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以控制数字化风险。但是,立法者会不自觉地把“安全第一”而非“高效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积极立法最终导向强监管主义,会阻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数字经济早期,我国立法更需要奉行消极主义,为新技术和新产业留下发展空间,这不意味着法律的不作为,而是要求法律从“通过系统立法全面控制风险”转向“通过灵活判例解决实践问题”。本着能动司法的理念,法官可以站在“整体法秩序”的立场上审判新型案件,而无需拘泥于具体条文。法官可以通过创新性判例克服工业时代法律的缺陷,或者在法律空白区适用中央文件解决数据争端,而对于判例冲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同案异判审查制度。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教义学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催收非法债务罪”是对当下高利贷、套路贷盛行,诱发一系列违法犯罪,扰乱金融秩序、侵犯当事人权益的针对性回应,体现了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但其罪状规定不够清晰,内涵外延均不明确,需要进一步予以教义学分析,寻求司法限缩路径。“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债务性质、保护法益、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均需要准确把握和限定,避免轻罪设立带来的保护范围肆意扩大、司法实践任意裁量的负面效果,在打击老赖、维护债权人权益和维护公共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并维持法秩序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