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运用“全校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模式对学生问题行为干预的研究进展

“全校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模式对预防和解决问题行为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证实。使用系统评价和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对国外“全校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模式在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方面进行综述,从被试特征、干预特征和干预效果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并提出了一些对该干预方式的可持续发展和我国融合教育发展的建议。

基于AR技术的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系统的设计与研究——以英国开放大学ARETE项目例

近年来,增强现实(AR)等沉浸式技术以颠覆性的方式引入教育系统,且已经产生了有效的学习内容。AR仍然可以发挥其在创造创新物品方面的潜力,为21世纪的学习者增加可用的教育资源。ARETE项目由欧盟地平线2020研究和创新计划资助,由英国开放大学、都柏林大学学院以及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等联合创办,首次调查了如何将AR技术引入全校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SWPBIS)框架内,探究AR技术如何影响学生的行为管理和价值观的形成。文章以ARETE为案例,探究了设计AR-PBIS框架的解决方案、AR-BLS空间的设计方案以及典型的AR-3D动画呈现方式,为AR技术在行为学习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美国马里兰州推进“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模式的路径与启示

为减少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改善学校氛围和教师、学生的行为,美国马里兰州1999年开始推进实施“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模式。该模式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干预策略,通过州、地区和学校三级管理体系,采取创建准备、初始实施、制度化、持续发展和更新四阶段推进模式,并借助大数据进行及时的评估、管理与信息分享,有效提升了教师和学生积极行为水平。该模式的一些做法,如合作伙伴的多元化、项目推进的体系化、评估手段的动态化,尤其是强调制度和文件的落实、专业人才的培养,对我国当前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系统下反欺凌高级课程介绍

文章旨在介绍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系统(PBIS)中的反欺凌课程内容(BP-PBS),首先在理解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系统的基础上对反欺凌高级课程中的学生课程、教师课程作了详细的介绍,最后结合我国现阶段中学中存在的校园欺凌问题提出了预防策略和建议。

初中生良好同伴关系对其积极干预欺凌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研究基于旁观者行为的情景-认知模型,探讨同伴关系对于旁观者积极干预行为的影响及自我效能感和班级欺凌频率感知的作用。方法:采用同伴关系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个体感知班级欺凌行为频率分量表和校园欺凌旁观者干预分量表对416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同伴关系对欺凌旁观者积极干预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24,自我效能感在同伴关系和欺凌旁观者积极干预行为间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9,中介效应占比为27%;②潜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显示,潜交互项“自我效能感×欺凌频率感知”能负向预测积极干预行为(β=-0.17,P<0.01),即班级欺凌频率感知能够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干预行为的关系。结论:良好的同伴关系会使个体形成更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使其在目睹校园欺凌事件时更可能做出积极干预行为;此外当个体感知到班级欺凌频率较高时,即使拥有较高自我效能感,也不太可能会制止欺凌事件。

积极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目的探讨积极认知行为干预对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 192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n=96)和对照组(n=96)。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接受积极认知行为干预。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两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进行评价。结果干预前,两组间焦虑分值和抑郁分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干预四周后,观察组的焦虑分值和抑郁分值均降低,且观察组的焦虑分值和抑郁分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结论积极认知行为干预能降低脑卒中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

积极认知行为干预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作用的个案研究

通过采用积极认知行为干预法,对一名12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问题行为进行个案干预。研究采用单一被试实验法中的A-B实验设计,干预过程包括基线期(A)和干预期(B)两个阶段,以个案上课分心时间、分心次数和违反班级规则次数为因变量指标。干预结束后,对基线期和干预期的因变量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积极认知行为干预能有效减少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上课分心和违反班级规则行为;对违反班级规则行为的干预效果好于上课分心行为。

积极还是消极?基层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基层干部污名是指公众因偏见和误解将部分基层干部的负面特征刻板化为整个干部群体的共同特征,进而使其社会身份受损的动态过程。干部污名对基层干部形象带来直接威胁进而影响其工作态度和行政绩效,因此研究干部污名的作用机制及其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文认为积极干预行为和消极退缩行为是基层干部面对干部污名的两种主要应对方式。公共服务动机在上述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影响基层干部积极干预行为或消极退缩行为的选择,且这两类干预方式对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通过对所搜集的374份两阶段匹配的数据进行分析显示:对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干预行为,并通过积极干预行为正面影响行政绩效;对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引发基层干部的消极退缩行为,并通过消极退缩行为负面影响行政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