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与《史记》称《诗》引《诗》的对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

考察《左传》和《史记》的称《诗》、引《诗》资料,并与《毛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与《毛序》所论《诗》义相同者,仅见于《左传》而不见于《史记》。又发现,《毛序》说《诗》所用史实,一部分仅见于《左传》,而不见于《史记》;一部分虽既见于《左传》也见于《史记》,但《左传》所述史实,远比《史记》翔实,甚至《毛序》说《诗》所用史实的一些关键情节,于《史记》中无见。由此认为,《毛序》不可能依据《史记》而写成,《毛序》的基本完成,不会晚至西汉偏晚和东汉时期。

从《汉书》称《诗》论定《毛诗序》基本完成于《史记》之前——兼答张启成先生的商榷

通过对《汉志》所载“《毛诗》二十九卷”和“《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的重新解读,并结合清人的意见,认为所谓“故训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故训”恰恰是今所谓“毛传”的内容;而“传”恰恰是今所谓“毛序”的内容,并梳理了西汉《毛诗》的传本情况。在《史记》广泛流传之前,《毛诗序》已经存在并流传。结合经学史,论证《左传》、《古文尚书》在汉初已经成书并流传;《古文尚书》并非只有孔安国一个系统。卫宏不可能作《毛诗序》。卫宏在东汉中前期古文经学兴盛时期,对流传已久的《毛诗序》有可能做了“润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将“毛诗故训传”中“传”的内容,定名为《毛诗序》。后世所谓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盖由此而来。

战国出土文献称引《诗》条缀

20世纪以来,战国出土文献相当丰富,其中有诸多文献皆有称《诗》之篇名、引《诗》之诗句的现象。如《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郭店楚墓竹简》、《河北平山三器铭文》等。其中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还是战国时期儒家专门论《诗》的文献。将这些文献中的称《诗》引《诗》现象进行条缀,可以更好地对战国《诗》本的传承与传播,以及战国至汉代《诗》本的变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六诗”本义新探

将赋、比、兴本义解作诗歌写作方法和诗歌体裁均有所不妥。因为“六诗”当是《周礼》编著者在古而自有的风、雅、颂组合中插入赋、比、兴拼凑而成 ,它反映的是学《诗》致用称《诗》以言的时代观念。其要义在赋《诗》以风 ,指以讽喻教化为灵魂 ,以赋为组织核心 ,加上比兴为主干 ,又缀以雅颂为陪衬的《诗》的六种功用。“赋”指“称《诗》以谕其志”,“比”指以《诗》类比己志 ,“兴”指起发志意 ,听赋《诗》而触类旁通生发感悟 ,领会其所含情志意义。就本义言 ,“六诗”原属经学命题 ,至东汉之后 ,赋、比。

简论春秋赋诗言志

春秋战国时期是周人运用《诗经》的时代,周人不仅将《诗经》用在典礼、讽谏、赋诗、言语上;至孔子教诗时,还强调用诗修养道德,增长学识,提高举一反三的应变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至孟子、荀子说诗时,则注重用诗为论据,论证儒家义理。其中运用得最为普遍的,恐怕就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了。当时无论是朝会宴享,还是说事论理,人们都赋诗言志。

先孔《诗》说发微

《诗》在孔子之前已经结集成书,广为流传于春秋前中期的上层社会.而对于它的品评——《诗》说,也陆续相续问世.考察古代典籍得出,先孔时代已经出现了“献诗”说、“记物”说、“义府”说、“言志”说、“断章”说、“合意”说、“观乐”说等七种《诗》说.这些品评概有所主,各有所因,其立说角度不一,旨趣归属不同,而于中国古代诗学之意义则大致相伦.它们客观上揭示了《诗》之来源渠道、伦理内蕴、社会效用、缘作本意、歌乐关系等诸多重要问题,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先孔时代人们对于《诗》的认识、理解、鉴赏与运用,对于其后诞生的大思想家孔子的诗歌见解以及汉代儒生之《诗》论等,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它们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研究及其体系建构的一项必要内容.

从《诗经》中窥先秦历法的演变

《诗经》又称《诗》或《诗三百》,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11篇。最早的记录在西周初年(公元前1100年左右),最迟的产生在春秋五霸时代(公元前600年左右),约成书于春秋时期。《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

诗经名篇《卷耳》赏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儒家“六艺”之一。相传为孔子所编定。本只称《诗》,后世才称为《诗经》。现存诗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大抵皆是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它们从各个方面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于周人的建国经历、周初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某些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