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称引《诗》《书》以外的其他古文献考论

《墨子》一书多引《诗》《书》,此外,还称引了《易》、百国《春秋》、《论语》《中庸》,以及典志、历书、礼法、铭文、先王之言、谣谚等古文献。墨子通过摘引、译引、“说书”称引等方式托古立说,借先王之口道出许多蕴含墨家思想的言论,以宣传和推行墨家学说。

《吕氏春秋》称引孔子及其意义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西汉中期以来,被尊奉为至圣先师。《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前夕,是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一部政论书。该书较多地称引孔子,或采用其学说,或征引其言行,或圣化其为人,对孔子推崇备至。吕书尊孔既是对春秋末期以来社会风气的继承,也是客观环境使然,特别是它从治国的角度尊孔,为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及种种圣化、神化孔子的行为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且对认识秦汉儒学的发展及考察孔子在战国时代的地位等颇有助益。

李白诗文称引扬马探析

在李白现存诗文中,称引司马相如24处,称引扬雄15处,扬马(扬雄与司马相如)并称4处。解读这些诗文作品,发现李白对扬马的评价褒贬不一,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结论。当作品语境是借扬马衬托自己或友人时,李白往往对扬马多是称赞,尤其是扬马“献赋入仕”这一相同的为官经历更是让李白对自己的政治前景产生了期许;而当作品语境变为直接评价时,李白往往认为扬马才华不及自己。辨析不同语境下李白对扬马的评价,不但有助于深度解读李白的诗文文本,而且还可以对“扬马激颓波”之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辨析。

《论衡》对《吕氏春秋》的评点与称引

《论衡》作为"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著作,对先秦子书、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颇为看重,其书直接评点《吕氏春秋》的有5条,称引《吕氏春秋》语句、典故的多达19条,此外称引吕书与其他典籍相同或相近的还有27条,共涉及《吕氏春秋》33篇文章,占全书篇目的近五分之一。《论衡》称引《吕氏春秋》多为论证的依据,或为批判的靶子,或作为验证的材料,概括叙述,简洁明了。从《论衡》评点、称引《吕氏春秋》,一方面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在东汉的接受与影响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论衡》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关联嬗变关系。《论衡》是秦汉魏晋乃至隋唐《吕氏春秋》接受史上的桥梁与转折,其二重性的评价,对后世影响较大。

《文心雕龙》称引扬雄摭谈

《文心雕龙》一书体大思精,自古及今很多人称之“文章作法”大典,影响深远。刘勰知识积累丰富,频繁征引前人,其中汉代扬雄称引次数较多,显示了作者对扬雄的认可和推崇。本文立足于此,从义理与文辞、辨体与得体、模拟与内化的典范性三个角度解析《文心雕龙》称引扬雄的原因。

《入蜀记》称引唐诗考论

陆游在入蜀途中多有创作和评论,其《入蜀记》是他在乾道六年自山阴赴任夔州通判途中所写的日记体游记。《入蜀记》称引唐诗凡六十多处,分为即景忆诗、借诗抒情、文献考证和地理考辨四类,形式上以一联两句为主。《入蜀记》称引唐诗最多,这体现出宋人对唐诗的推崇;而其中又以李杜的诗句居多,这反映出陆游对李杜作品的喜爱,也透露出陆游的诗学观念。对唐诗的称引不仅增强了《入蜀记》的艺术表现力,也对陆游入蜀诗的创作和后世游记的写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墨子》称引古文献的态度看墨子思想

《墨子》称引古文献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种:以古文献为史、言必称先王、对古文献的再创造以及连引多部古文献以明墨家学说的可行性,据此可管窥到墨子托古立说的思想。

文辞称引与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研究

早期文献中的文辞称引,是研究文体观念发生的重要路径之一。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表示言说行为的称引提示词,反映出人们已认识到所称引事物内容以及文体形态的特殊性。这是文体观念的萌芽。西周时期,出现了兼有动词和名词性质的称引提示"兼类词",具有言语行为与文体形式浑融一体的性质。春秋以后,单一性文体提示词出现,它或以文体的独特载体、独特书写形态作为名称,或直接指称独立的文体形态,这是文体学观念发生的标志。从文辞称引的形式发展来看,西周至春秋是中国文体观念发生的关键时期。

称引：《西游记》经典化的通俗文学路径

《西游记》问世以后,明清世情小说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经常称引该书情节、角色、名物,甚至原文。与在批评领域占主流地位的"证道类"评点相比,这些称引行为更接近当时《西游记》以公共形象在读者大众中传播的实际情况。叙述称引者在《西游记》传播和经典化过程中扮演着次级中介的角色。他们更早注意到《西游记》作为"游戏之书"的公共经典性质,在叙述中称引小说,以拉近与期待读者文化经验之间的距离,从而提高修辞效果。其称引行为会产生示范效应,加深、强化读者大众对《西游记》"游戏之书"性质的认知,在日常交际中引为谈助。反过来,世情小说家又将这些行为以"场景"形式再现于文本。叙述称引是反映《西游记》在公共流通领域实现经典化的一条通俗文学路径。

《墨子》引《诗》考

考析《墨子》引《诗》的类别及方式,可从《墨子》引《诗》的态度管窥到墨子思想。《墨子》引《诗》类别主要分为:引《诗》(指《诗》中原句)、引“说诗”及论《诗》,引《诗》方式主要分为:前人依照引和前人变易引并用、只引《雅》《颂》及《诗》《书》并引。

试论《世说新语》对《论语》的改造运用

本文对《世说新语》称引《论语》的条目进行了分类比较,分析了《世说新语》与《论语》的密切关系,探究了《世说新语》对《论语》的改造运用,折射出前文化传统对《世说新语》的重要影响。

《春秋繁露》引《诗经》特点初探

董仲舒《春秋繁露》20多篇称引《诗经》,篇目主要涉及《大雅》、《小雅》、《邶风》、《卫风》、《魏风》、《周颂》、《商颂》、逸诗;多引用《诗经》原来诗句,带有较强的哲理性而少描述性与抒情性,注重《诗经》的"志"与"质";改易引用《诗经》部分字词或句序,为释文所用;引用《诗经》的一些诗句,进行阴阳灾异观点的阐释;客观上使严肃的论说文章增加了诗意和文采。

唐人引《诗》之考察

唐人议论而好称引经典,《诗》是常用者之一。考察唐代士人的议论引《诗》情形,可以看到,随着经学的统一与复兴,他们继续着汉人所建立的言说传统,以《诗》为发言立论的政治依据。不同的是,唐代经学因为与科举考试结合而出现的经学教育平民化,既使儒家经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性教育,而重经文、轻义理,读经者多、研经者少的经学状况同时又潜藏着经学衰落的危机与变革的契机。通观唐人议论引《诗》的情形,可以见出《诗》在唐代随同政治的盛衰而有起落,而这一起落反映的是儒家经学在唐代的盛衰转变。

论《诗经》的社会功用及其多重价值

对《诗经》在先秦时代的社会功用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多重价值———包括文学、艺术、历史、民俗、礼乐文化等,作一番系统的概括阐述,以利我们后人对《诗经》有历史的全面认识。

《孟子》两章引《书》考述

《尚书》作为上古政教之书,是礼乐教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教化思想。孟子私淑孔子,其《书》学思想自有渊源。《孟子》两章《梁惠王》《滕文公》征引《尚书》文句较多,通过与今传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窥见孟子在战国之际的社会环境中援引《书》篇内容为己说论证,由此可推知战国《书》学的面貌。

《吕氏春秋》引《书》考论

《尚书》作为政教之书,蕴含着丰富的教化思想。《吕氏春秋》学术渊源兼采各家学说,但侧重于儒家思想。《吕氏春秋》引《书》方式多样,或称《夏书》《商书》《周书》,或引篇名如《洪范》,或直接称"《书》曰",或未明称《书》篇,但与《书》内容相关。《吕氏春秋》引《书》多不见于今本《尚书》,或与鲁传本多异,可能与地域有关。《吕氏春秋》节点性的历史位置,对探究《书》教传统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孟子》三章引《书》考述

《尚书》作为上古政教之书,是礼乐教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教化思想。孟子私淑孔子,其《书》学思想自有渊源。《孟子》三章《公孙丑》《离娄》《告子》征引《尚书》文句较多,通过与今传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窥见孟子在战国之际的社会环境中援引《书》篇内容为己说论证,由此可推知战国《书》学的面貌。

韩非子《尚书》学研究述略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代表,其学术渊源于荀卿之学,而归宗于老子之道。《韩非子》明称《书》五次,暗引《书》三次,议论《书》之政治功用一次。韩非子吸取《书》学要义而驳难儒学,于《韩非子》用《书》可窥探战国末期《书》学流布情况,分析儒家之外的法家用《书》特点,亦助于《书》教传统研究。

特征、问题、意义:《左传》引《尚书》述论

《左传》引《尚书》,具有“今、古文《尚书》被称引篇目比例不均”与“以‘《书》曰’方式称引之内容存在特异情形”两个主要特征。而对“《书》曰”所引文本、古文《尚书》与《左传》类似语句语词的考察,可为梅本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提供文本与体例层面的证据;《左传》中以《志》《令》《训》等方式所引之文均未见于《书》类文献,表明先秦文籍中相近相关者也有分类,先秦文籍分类问题由此展开了文体学视域。《左传》引《尚书》的意义,是藉由《尚书》所表征的“德义”的文化传统,以构建与之相合的礼的秩序,这也表明《左传》与《尚书》在主导取向上存在差异。

《孟子》两章引《书》刍议

《尚书》作为上古政教之书,是礼乐教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教化思想。孟子私淑孔子,其《书》学思想自有渊源。《孟子》两章《万章》《尽心》征引《尚书》文句较多,通过与今传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窥见孟子在战国之际的社会环境中援引《书》篇内容为己说论证,由此可推知战国《书》学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