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忠维孝”到“移孝作忠”——先秦儒家孝忠观念考

孝与忠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的两个基本观念。由于早期中国夏、商、周王朝"家""国"合一,因此用血缘来维系统治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孝与忠之间具有互通性和一致性。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古代中国从宗法等级君主专政政体向中央集权君主专政政体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君统逐渐脱离宗统而独立,忠和孝维护着不同的权威,具有了各自的价值取向,因而使孝与忠之间矛盾凸现、价值对立,先秦儒家的孝忠观念也经历了从"曲忠维孝"到"移孝作忠"的演变历程。

论作为爱敬之德的孝道如何使“移孝作忠”成为可能

"孝"是儒家所倡导的一个德目,爱敬构成了孝之为孝的内在性支撑,是其所包含的内在德性。爱敬之德根植于人之天性,故可成为政教之基始。从内在德性培养以及德性的生发功能上来讲,"移孝作忠"是成其为可能的,因为当人心由事亲之极而内在生发出事君治事之敬时,这是一种内在德性的自我发用,内在德性给自己立下了法则,要求自己去做合理、正确的事情,因而保持了"孝"与"忠"在内涵和实践上的不断裂。

“移孝作忠”——《孝经》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影响

大约完成于春秋末期、由集体创作而成的《孝经》,在继承孔子、曾子孝论的基础上,在儒家思想史上第一次论述了“移孝作忠”的思想,把孝提升为社会的政治的孝伦理,完成了其政治化过程。《孝经》的思想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移孝作忠与儒学复兴——以抗战时期郭沫若和马一浮讲“孝”为个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一直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是军事抗战,一是文化抗战。如果说军事抗战的主战场在中原大地,那么文化抗战的主要阵地则在大西南。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文化机关及重要高校、文化名流等也大量迁往内地。1938年4月,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1939年9月,著名大儒马一浮先生经过与政府及各方多次磋商,在著名寺刹乐山乌尤寺正式创办"复性书院"。各路群贤毕集,讲学论道。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传统家庭伦理的特征分析

传统的中国家庭孕育于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土壤和文化环境,因而家庭伦理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首先,传统中国人以家族生活为活动范围,家族至上的群体意识成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精神。其次,在等级服从的家长制家庭中,家内人际关系以与父的亲疏远近而依次排序,形成等级差序的人际格局。第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机制,为移孝作忠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可能。最后,传统家庭伦理价值目标以“齐家”为本,因此,价值判断具有严格同一化倾向。

《孝经》所宣扬的孝道观及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

《孝经》一书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主题思想,对孝的含义、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孝经》所宣扬的孝道观,既是建构中国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理论依据,也是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单一化的人格塑造模式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因循守旧的保守性这一国民整体性格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看先秦母子关系

“夫死从子”,一直是人们对先秦时代母子关系一个“拿来主义”的表述,但清华简第6辑《郑武夫人规孺子》与传世文献互证显示,郑武公夫人武姜在丈夫死后对其子郑庄公仍有着相当大的权威;并且母亲对于儿子的权威无论在先秦抑或后世都是普遍存在的。在“孝道”的规定下,母子天伦以及“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是影响“夫死从子”实际施行的主要因素,男权话语下的“夫死从子”性别秩序设计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往往有很大的出入。

从《孝经集传》看黄道周孝道思想

性善论是黄道周孝道思想的形上基础,他认为至纯至善的天地之性流行于人而成为人之性,坚持性善一元论,反对宋儒的二元之性;他认为"敬"是孝道的情感依据,道德之目以敬为本;黄道周将孝道的实践形态分为事亲以敬和事君以忠两个层面:事亲要"敬身"、"敬养"和"严父配天";事君则移孝作忠并且要敢于诤谏。

《孝经》“以孝治国”理想政治模式论略

《孝经》移孝作忠,体现了伦理孝道与王权政治的结合。《孝经》不仅探讨了孝治的哲学理据,对君德臣道提出了具体的制约规范,而且从孝顺天下理念出发,系统论析了政治体系景观建制:孝为治道之本、孝治天下的治国宗旨、五等之孝的政教方针、天下和平的政治功能,全方位展现了一幅"以孝治国"的理想政治图景。

百善孝为先——《孝经》思想意义浅谈

作为第一部将"孝"系统化、理论化的著作,《孝经》在不否认对父母敬养的同时又将"孝"作为圣贤之治和君子终身躬行的"至德要道";把孝作为道德的渊源、治化的纲领,以孝统德,教人以敬,教人以爱,使人人具有美善之心,最后达到天下和谐。

《陈情表》：儒者的陈请智慧

《陈情表》是百代名篇,人教社将其归录于高中必修五之＂抒情散文＂单元。教参以＂引导学生感受古人的真情真性＂作为教学重点。为了此教学重点的落实,须设置＂儒者的陈请智慧（策略）＂作为另一个相应的教学重点。要真正赏读此文,我们是不能不了解儒者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其＂儒者的陈请智慧（策略）＂主要表现在：①处理＂忠孝困境＂的政治智慧;②安排＂情理关系＂的言说策略。

当今时代为什么需要忠诚

忠诚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基本价值之一,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仍然＂虽九死其犹未悔＂;诸葛亮忠于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花木兰代父从军,岳鹏举受母刺字,多少人毁家纾难移孝作忠,其嘉言懿行传诵至今。但＂五四＂以后,＂忠＂就不受人待见了。到了＂文革＂,基于个人崇拜的＂忠＂严重极化和虚伪化（＂愚忠＂和＂伪忠＂）,更是让它的声誉一落千丈。

传统孝道之审视

孝,家庭代际伦理规范。传统孝道其精华与糟粕同在,对历史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批判地继承传统孝道中的合理成分,将有助于为建构现代新型家庭伦理提供借鉴。

独子化时代我军政略的创新之道

无论与过去比,还是与国外比,我国军人独子化都堪称特色。独苗参军之后,双亲成了“留守父母”;若独苗参战牺牲,双亲又沦为“失独父母”。常言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孝养难题若不解决,轻则扰乱军心民心,重则削弱军队战力,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加快我军政略创新步伐,礼法合治,双管齐下,在巩固官兵生死之交之余,夯实国家与军人的生死之交。

《孝经》在巩固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机制分析

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下,本是规范家族内部行为的“孝”成为历代君王统治人民的政治工具。集中体现孝治思想的儒家经典著作———《孝经》,成为历代的治国经典。孝治具有历史必然性。《孝经》虽然是古代特定经济与社会的产物,存有许多内在矛盾和缺陷,但也内含不少道德智慧的光芒。

儒家道德思想内容及功能

一、儒家道德构成中国传统＂人治＂思想不管＂人治＂还是＂法治＂,社会管理最终靠人的道德水平和行为完成。关于这方面的大讨论,春秋末就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当时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形成以孔（孟）为代表的儒、老（庄）为代表的道、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墨翟为代表的墨四大家。四家自成一统,法家倡＂法制＂,秦始皇用到极致,但残暴的统治使万代基业梦仅两代便破灭;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因消极德治终未形成治国观念：

论政治文化视角下的忠孝之道

本文在阐释忠孝之道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移孝作忠"的原因、历史演变和政治功能。认为忠孝之道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主干,既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又是统治者维持政治安全的重要工具。"孝"道所包含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取向使得"移孝作忠"成为可能,成为封建君主进行统治的重要杠杆。在今天看来,忠孝之道的消极性是不容忽视的。但忠孝之道的积极因素对于解决现在中国的道德缺失,情感冷漠问题仍具有积极意义。

孔子礼学辨(续)——孔孟学说基本倾向探讨之二

孔子礼学产生的社会条件有人认为孔子办学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鲁国当政者的支持,而鲁国当政者之所以支持是怕在外交礼仪上出洋相,因此派人向孔子学礼。这里我想转引《孔子评传》中的一段引文: (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