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心脏血管病的发病率和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移植心脏血管病(CAV)是心脏移植后严重的长期并发症之一,本研究旨在评估国人CAV的发病率以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连续入选2004年6月至2017年4月在阜外医院接受心脏移植的525例患者.CAV定义为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TA)或冠状动脉造影(CAG)发现任意一支冠状动脉的狭窄,按照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分级标准分为CAV 0~3级.在心脏移植术后第1个月内行CTA除外供体冠状动脉病变,分别在心脏移植术后第1、3、5、7、10年进行CTA或CAG筛查CAV.本研究就CAV阳性组和阴性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和近远期生存情况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将ISHLT年报及国内外文献报道的CAV危险因素纳入回归分析.结果:平均随访(65.8±40.7)个月期间,22例(4.19%)术后发生CAV(阳性组),术后1、3、5、7、10年累积发病率分别为0.2%、1.2%、2.7%、4%和10.4%.CAV阳性组患者诊断CAV后平均随访(47.7±22.3)个月期间,8例死亡,其中6例系CAV 3级,2例系CAV 2级.单因素分析发现术后高总胆固醇血症、术后未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及术后吸烟的患者CAV发生率更高(P均<0.01),术后使用他克莫司比环孢素(2.1%vs 6.0%,P=0.02),使用吗替麦考酚酯比硫唑嘌呤(3.7%vs 16.7%,P=0.04)的患者CAV的发生率低.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后吸烟史(P=0.003)、术后未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P=0.002)及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的选择(P=0.048)与CAV的发生相关.结论:术后吸烟史与CAV的发生有关,术后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能减少CAV的发生;免疫抑制剂的选择也可能影响CAV的发生.

血小板转化生长因子与移植心脏血管病和纤维化关系的研究

目的探讨血小板转化生长因子（PDGF）与移植心脏排斥反应之间的关系。方法建立大鼠颈部心脏移植的动物模型。采用供体脾细胞（SPC）和环磷酰胺（CP）以及环孢素A（CsA）治疗移植受体，在移植术后的不同时间，采集移植心脏，对移植心脏血管病和心肌纤维化以及PDGF的表达水平等进行分析。结果急性排斥反应和CsA治疗的移植组中，冠状动脉的外膜和中层有大量胶原纤维浸润，并有内膜的水肿、血管壁增厚和血管腔狭窄，PDGF在冠状血管和心脏组织中呈高水平表达。SPC和cP预处理后，移植心脏的存活时间明显延长，PDGF在冠状血管和心肌组织中呈低水平表达，移植心脏血管病和心肌纤维化明显减轻。结论PDGF的表达水平与移植心脏血管病和心肌纤维化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测定移植受体的PDGF水平可以预测移植器官的功能状况，为移植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提供依据。

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病尸检病理分析

目的:提高对移植心脏脏冠状动脉血管病病变的认识。方法:对尸检病例心脏进行HE染色并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EBER原位杂交检测等方法,对浸润淋巴细胞进行病理分析并文献复习。结果:①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病主要病变表现为不同程度,不同部位的冠状动脉内膜弥散性、同心圆样内膜增生、散在淋巴、单核细胞浸润、部分伴脂质沉积、血栓形成及较少钙化;②心肌细胞可表现为局灶变性、坏死及纤维瘢痕形成,部分出现明显心肌纤维化;③血栓可出现于冠状动脉主干及各分枝、附着于心室壁及肺动脉内;④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病可伴有急性细胞排斥反应,浸润淋巴细胞可单纯出现在心肌间质内,也可以表现为增厚冠状动脉血管内膜同时伴发淋巴细胞浸润,多次发生急性细胞排斥反应,可以加重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病的发病。结论: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病变临床不易早期发现,确诊需要冠状动脉血管造影、血管内超声等影像学检查;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病常伴发急性细胞排斥反应。

心脏移植物血管病中NF-κB通路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影响

心脏移植物血管病(cardiac allograft vasculopathy,CAV)是心脏移植后阻碍移植物长期存活的主要因素,其5年发病率为42%,10年为50%。CAV是一种进展性纤维增殖疾病,影响着移植心脏的脉管系统。CAV病理上表现为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VSMC)的增殖,炎症细胞的浸润和脂质沉积,最终表现为圆周样内膜增厚。很多研究表明细胞因子诱导的VSMC的表型转换和细胞增殖在新生内膜形成中具有关键作用。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信号通路是一种典型的促炎信号途径,其分泌的促炎分子包括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黏附分子。本文将总结NF-κB信号通路对VSMC的作用影响,包括CAV的各种危险因素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吸烟和氧化应激对NF-κB的激活效应,以及microRNA和NF-κB在促进VSMC的增殖、迁移和表型转换中的作用,从而得出NF-κB信号通路在促进VSMC的病理变化和CAV的早期和慢性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可作为移植后的作用靶点,改善CAV的病理进展,延长移植物存活时间。

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对心脏移植冠状血管内膜iNOS表达的影响及意义

目的:探讨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rh-HGF)对大鼠心脏移植冠状血管内膜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表达的影响及意义。方法:近交系健康雄性Wistar大鼠和SD大鼠,建立腹腔异位心脏移植模型。实验分3组:同系移植组,异系移植包括对照组(CsA组)和实验组(HGF组)。分别于术后15d、60d采集各组标本,沿冠状动脉切取心肌组织,免疫组化检测冠状血管内膜iNOS的表达,RT-PCR检测冠状血管内膜iNOSmRNA表达,观测冠状血管病理变化。结果:实验组移植心脏冠状动脉内皮细胞完整,内膜轻度增厚,管腔轻度狭窄,病理改变明显轻于对照组。iNOS在移植心脏冠状动脉内膜的表达,实验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及同系移植组(P<0.01)。结论:rh-HGF通过上调移植心脏冠状血管内膜iNOS表达,可保护冠状血管内皮功能,预防移植心脏血管病的发生。

花椒毒酚对大鼠心脏移植物血管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目的:探讨花椒毒酚对大鼠心脏移植物血管病(CAV)的作用及相关机制。方法:以Wistar大鼠为供体,SD大鼠为受体,采用胸主动脉腹腔移植法将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和药物组(再分为空白对照、7天组、28天组和56天组)。药物组花椒毒酚10 mg/(kg·d)灌胃给药,模型组同剂量生理盐水灌胃。各时间点取出移植动脉,常规行HE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并计算各组细胞粘附分子-1(ICAM-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和核因子-κB(NF-κB)/P65表达的平均光密度值。结果:模型组在7天时动脉管壁出现大量炎症细胞浸润,56天时内膜增厚明显,而药物组比同期各模型组炎症细胞浸润明显减少、内膜增厚程度明显减小(均P<0.05);与同期各模型组相比,药物组ICAM-1、TNF-α、TGF-β1、NF-κB/P65的平均光密度值均有不同程度降低,α-SMA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均P<0.05)。结论:花椒毒酚能降低大鼠CAV中ICAM-1、TNF-α、TGF-β1的表达,保留部分平滑肌细胞的收缩表型,改善血管形态,缓解病情进展,其作用可能与部分抑制NF-κB/P65活化相关。

血红素氧合酶-1在抗心脏移植物血管病中的研究进展

心脏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有效手段,但心脏移植物血管病(CAV)限制了心脏移植患者的远期存活率。因此,研究CAV的发病机制,提高心脏移植患者远期存活率,是心脏移植领域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本文旨在综述血红素氧合酶-1(HO-1)在抗CAV中的研究进展。

高迁移率族蛋白B1在心脏移植物血管病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衰的重要治疗手段,心脏移植物血管病(CAV)是制约移植后心脏长期存活的主要因素。目前CAV的发病机制仍未阐明,免疫和非免疫因素共同参与了CAV的发生发展过程。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作为自我衍生的先天免疫激活物,在调节免疫和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既往研究发现其与移植物排斥反应密切相关。本文将概述HMGB1在CAV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危险因素(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移植因素(缺氧、缺血再灌注损伤)、免疫因素,并总结其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影响,为CAV的防治提供参考。

器官移植病理学临床技术操作规范(2019版)—心脏移植

为了进一步规范器官移植病理学临床技术操作,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专家和移植病理学专家,从移植心脏心内膜心肌活组织检查的临床操作规范、移植心脏排斥反应的病理学诊断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移植心脏的心肌缺血损伤的病理学诊断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移植心脏血管病的病理学诊断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的病理学诊断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移植心脏心内膜心肌活组织检查病理报告的基本内容规范、移植心脏心内膜心肌活组织检查病理学诊断的难点与局限性、移植心脏病理学相关的其它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方面,制定器官移植病理学临床技术操作规范(2019 版)之移植心脏病理学临床技术操作规范。

移植心脏病理学及其进展

经颈静脉心内膜心肌活检术（endomyocardial biopsy,EMB）自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外科医生Cave和病理学家Billingham发明以来,已成为标准的移植心脏排斥反应监测方法并沿用至今。虽然心脏移植总的生存率在不断提高,但是移植物衰竭、恶性肿瘤和慢性移植心脏血管病等在死因构成中的位置仍高居不下。

超声心动图在心脏移植中的应用进展

心脏移植是治疗终末期严重心脏病最有效的方法,但排异反应(主要为心脏移植体的血管病)仍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主要因素。心内膜心肌活检、冠状动脉造影与血管内超声等有创方法不但费时,而且不适合长期监测。超声心动图技术具有无创、方便等优点,在临床应用中具独特的优势。组织多普勒、三维超声心动图、斑点追踪技术、负荷及造影超声心动图等新技术及相互融合比较被证实在心脏排异反应的筛查中具有重要价值。

移植心脏病理学诊断标准及其进展

随着心脏移植外科技术的提高和强效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心脏移植例数和移植心脏存活时间均显著提升。然而在心脏移植术后的不同阶段,仍然可出现移植心脏右心室衰竭、缺血-再灌注损伤、急性排斥反应、“Quilty病变”、感染和以移植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病(TCAD)为特征的慢性排斥反应等一系列并发症。心内膜心肌活组织检查(EMB)技术的应用使得包括排斥反应在内的移植心脏多种并发症的病理学特征得以观察和掌握,并成为移植心脏并发症最为准确的诊断手段。本文对移植心脏病理学研究的简史、心脏移植术后主要并发症及其诊断标准以及移植心脏排斥反应诊断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阐述,旨在使更多的心脏移植受者受益。

大鼠胸主动脉腹腔移植套管法的改良

目的:构建大鼠同种异体心脏移植物血管病模型,有效诱导心脏移植后的慢性排斥反应。方法:以Wistar大鼠为供体,将摘取的胸主动脉穿过自制的静脉留置针管后,翻转血管对称吻合、单侧打结固定,利用半针管将动脉套管植入到受体SD大鼠腹腔动脉中。术后7 d、28 d和56 d取移植动脉,常规行HE染色,观察血管形态变化,计算内膜厚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和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相对表达量。结果:34只大鼠成功建模30只,成功率为88.24%;随时间增加,移植动脉不断被单核巨噬细胞侵蚀,弹性纤维断裂,内膜出现炎症细胞和平滑肌血细胞的堆积;与对照组相比,7 d、28 d和56 d各组动脉内膜厚度显著增加(均P<0.01),α-SMA表达量明显减少(均P<0.05),PCNA表达量显著增加(均P<0.05);且随着时间的增加,动脉内膜厚度不断增加,α-SMA的表达量逐渐减少,PCNA的表达量逐渐增加(均P<0.05)。结论:此种动脉套管的改良以及半针管的运用使动脉移植更加简便有效,可重复性高,内膜增厚显著,能成功诱导出移植后的慢性排斥反应。

心脏移植物血管病的临床研究进展

心脏移植物血管病(CAV)作为限制心脏移植术后受者存活时间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确切的发病机制仍有待探索,其中涉及多种免疫应答和非免疫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血管内皮损伤和修复反应。CAV诊断金标准为冠状动脉造影术,但经颈静脉心内膜心肌活检术、血管内超声等方式也具有一定优势。CAV外科治疗方式十分有限,再次心脏移植由于供器官短缺和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较高,临床上并不推荐;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也只能作为局限的姑息治疗手段。因此,药物干预是目前CAV治疗的关注领域。CAV的发病机制和药物治疗仍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心脏移植的重点研究方向。

趋化因子RANTES和受体CCR5在心脏移植慢性排斥反应中的表达

目的探讨调节活化正常T细胞表达和分泌因子(RANTES)及其受体CCR5在心脏移植慢性排斥反应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健康近交系Sprague-Dawley(SD)大鼠为受者,Wistar大鼠为供者,采用"套管连接技术"建立颈部心脏移植的实验模型。将SD大鼠随机分为3组:A组(n=12)供、受者均未采用任何治疗;B组(n=12)移植手术后使用环孢素A(CsA)10 mg.kg-1治疗受者,术后2～3个月采集移植心脏;C组(n=24)使用供者脾细胞(SPC)及环磷酰胺(CP)预处理受者,其中12只在术后15～60 d采集移植心脏(C1组),另外12只术后至少观察半年(C2组)。采用H-E染色观察移植心脏组织排斥反应病理改变程度,Van Gieson染色观察移植心脏血管病变(CAV)的血管狭窄程度,免疫组化检测RANTES和CCR5的表达水平。结果 SPC和CP预处理后,移植心脏的存活时间明显延长,RANTES和CCR5在冠状血管和心肌组织中呈低水平表达,移植心脏血管病和心肌纤维化明显减轻;而在急性排斥反应和CsA治疗的移植心脏组织中,RANTES和CCR5的表达水平明显增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移植心脏组织中RANTES和CCR5的表达水平与移植排斥反应的程度密切相关。

细胞增殖信号传递抑制剂在心脏移植中的应用进展(续)

细胞增殖信号传递抑制剂（PSI）类药物不仅在急性排斥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动物实验和初步临床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的抗细胞增殖及抑制血管内膜增生作用，使其成为防治移植心脏血管病（CAV）并改善患者长期存活率的较有前景的免疫抑制剂。在Ikonen等^[12]进行的第1个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中，

心脏移植实验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脏病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受限于供心来源不足、移植排斥反应等问题的限制, 心脏移植的临床开展始终受到限制。临床上遇到的困境和挑战成为实验研究的动力和方向。近年, 随着学者的努力和实验新技术的应用, 心脏移植的实验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 研究人员对心脏移植领域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 许多实验进展逐步实现临床转化, 推动心脏移植的临床应用。本文将基于供心来源、免疫排斥机制、心脏移植物血管病变、免疫抑制治疗和术后监测等心脏移植前沿领域, 总结心脏移植实验研究进展和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