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

当前,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科学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并将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充分结合,在本土资源认可和整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移植法律的效用,是我们实现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英美书院制的本土化移植与进路

伴随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尤其是伴随国家"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工作的快速推进,我国高校"重教育轻指导、重管理轻服务、忽视学生需要"的管理理念已相对滞后,以学年制、专业制、班级制为主的固有人才培养模式正面临现实挑战。英美书院制正日益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热点。为全面准确地理解英美书院制对于人才培养的精髓、制度设计与现实功能,推进英美书院的本土化移植、良性发展与稳健运行,本文对英美书院制的发展演进、运行机理进行了深入剖析,就我国高校书院制的实施提出了相应建议。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移植与本土化构建--以广西大学法律诊所为例

经过40多年的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业已成为许多国家法律职业教育的主要培养方向。世纪之交,诊所式法律教育被逐步引介入中国法学教育之中,其发展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草创于2004年11月,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使其在诊所法律教育移植与本土化构建方面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随着与法律援助和法学学生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力度的加大,加以时日,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必将迎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的本土化移植

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集中反映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本质和规律,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相对滞后的我国,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文件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国家标准,但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还有待商榷。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府文件借鉴了域外立法,分析域外立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透明度原则、目的原则、安全保障原则、责任原则。

翻转课堂本土化移植的局限性及解决路径

翻转课堂以教学视频代替教材成为联结教师和学生的媒介,但教学行为发生的基本诉诸对象还是在教师和学生身上。从目的翻转、知识本位翻转到教学流程翻转,翻转课堂放大了学生的自主空间,但也存在着主体性过度的僭越隐患。翻转课堂的本土化移植要建立在对自我生态的诊断和改造之上,对学生进行主体"规约"以及实施学科区别化,遵循中西知行关系的差异,防止知识结构的整体性遭受割裂,将学生"看明白"的事情从通用的、理论的、只适宜教学表述的口头情境中剥离出来,放在实践情境中加以展示和检验,保障个别化学习品质。

论被遗忘权的本土化移植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极易遭受滥用和侵害。以达成数据主体对于个人信息的主动自决意愿为内驱动力的被遗忘权,欧美发达国家因符合其政治需求和价值主张而广泛确立。虽然被遗忘权权利本质亦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相契合,且国内的立法司法实践也为其培育了移植基础,但被遗忘权在我国的本土化移植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信息技术瓶颈、商业风险增加、现有制度衔接低效等。从厘清被遗忘权基本概念、建立专门信息保护机构、构建商业化个人信息储存及使用机制、明确被遗忘权救济渠道与规则以及升级信息保护技术等方面为切入点,寻求被遗忘权本土化移植的解决思路。

清末《商法调查案理由书》述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清末,全面移植西方法律成为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主要手段。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1904年晚清《公司律》移植法特点过于浓烈。清末商人强烈要求修改《公司律》,以适应当时大力发展公司经济的需要。这场发生在20世纪之初的商人自觉行动的最终成果——《商法调查案理由书》成为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奠基之作,深刻影响着后世的立法和研究。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银行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及原因探究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企业,其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尤为重要。银行会计信息失真将造成金融风险,不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本文分析了目前商业银行会计信息失真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失真的原因。

新兴权利理论研究现状回应及未来展望

随时代变迁而逐渐兴起的新兴权利逐渐成为法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但是透过理论研究的繁荣表象则会发现这些研究普遍存在"问题意识"缺失的现象,即在研究主题上对司法实践现状和困境的忽视,研究方法上缺乏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本土化移植,最终导致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脱节。新兴权利未来的理论研究需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层面上进一步提升,并确立新兴权利推定优先、创设补充的法律保护路径;同时应以法教义学凝聚理论与实践共识,提升新兴权利理论研究的实践问题导向。

百年变局中的检察传承与重构——张晋藩先生学术思想的检察启示

一、百年变局中的检察变迁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中华法文化的复兴,重新构建新的中华法系的思想和主张应运而生,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检察制度恰恰是西方法治和司法文明的产物,移植到中国是割断中华法系传承的诸多表现之一,它在中国土壤中的移植与生长很快就遇到本土化的问题,进入到了移植与本土化两个方向张力作用下的场域之中。

渐进发展模式的澳大利亚叙事——评王宇博教授新著《澳大利亚史》

苏州大学王宇博教授新著《澳大利亚史》已于2017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致力于澳大利亚历史研究数十载,已出版多部相关论著,如《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移植与本土化:大洋洲文明之路》《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可以说渐进发展一直是作者对澳大利亚历史的观察视角,而《澳大利亚史》则更进一步提出"澳大利亚渐进发展模式",因此关于澳大利亚渐进文明的探讨自然成为本书的学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