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超声联合瞬时弹性成像预测肝移植患者早期同种异体移植物功能障碍的临床价值

目的 探讨常规超声联合瞬时弹性成像预测肝移植患者早期同种异体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37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者肝脏(以下简称供肝)影像学资料,所有供肝移植前均行常规超声及瞬时弹性成像检查获取超声分级、受控衰减参数(CAP)、肝脏硬度值(LS),根据相应受者术后1周内是否发生EAD将其分为EAD组17例和非EAD组20例,比较两组供肝超声分级、CAP及LS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供肝超声分级、CAP、LS单独及联合预测肝移植患者EAD的诊断效能。结果 EAD组供肝CAP、LS及超声分级均高于非EA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供肝CAP、LS、超声分级截断值分别为206 dB/m、5.5 kPa、3.5级时,预测肝移植患者EAD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54、0.729、0.762,供肝超声分级联合CAP、LS预测肝移植患者EAD的AUC最高,为0.888,与供肝超声分级、LS的AUC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余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常规超声联合瞬时弹性成像在预测肝移植患者EAD中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中的应用

目的分析体外膜肺氧合(ECMO)在心脏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614例心脏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使用ECMO分为ECMO组(43例)和非ECMO组(571例)。总结ECMO组受者心脏移植术后ECMO支持治疗情况,比较两组受者的围手术期情况和远期预后。结果43例ECMO支持受者中,17例因出血进行开胸探查,10例出现感染,4例出现下肢静脉血栓,1例出现脑卒中。26例受者成功脱离ECMO后康复出院,6例受者ECMO支持期间死亡,6例受者ECMO脱机后死亡,5例受者因无法脱离ECMO而接受再次移植,再次移植后仅1例存活。与非ECMO组比较,ECMO组术中体外循环时间较长,术后需要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肾功能不全需要透析、再次开胸止血、感染、机械通气时间≥96 h和气管切开比例较高,术后重症监护室(ICU)入住时间较长(均为P<0.05)。ECMO组受者出院生存率和90 d生存率分别为63%和96%,低于非ECMO组的97%和1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生存分析结果显示,ECMO组受者的远期生存率低于非ECMO组(P<0.05);当排除心脏移植术后90 d内死亡的受者后,两组之间的远期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ECMO是治疗心脏移植术后EAD有效的方法。使用ECMO的受者心脏移植术后的早期生存率低于不使用ECMO的受者,而顺利度过心脏移植术后90 d远期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肝移植患者术中血糖变异系数对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的影响

目的探讨肝移植患者术中血糖变异系数(Glu_(cv))对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影响。方法选择2018年2月至2020年1月接受原位异体肝移植术的患者126例,男99例,女27例,年龄28~73岁,BMI 15.2~38.2 kg/m^(2),ASAⅡ—Ⅴ级。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及电话随访收集患者数据,根据术中Glu_(cv)将患者分为两组:L组(Glu_(cv)<29.8%,n=52)和H组(Glu_(cv)≥29.8%,n=74)。记录两组患者术后EAD的发生情况、术后7 d内C反应蛋白(CRP)最高值、ICU停留时间、术后30 d生存情况。结果与H组比较,L组EAD发生率明显降低(P<0.05),ICU停留时间明显缩短(P<0.05)。两组患者术后7 d内CRP最高值、术后30 d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肝移植术中低血糖变异系数的患者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发生率更低,ICU停留时间更短,肝移植术中应减少血糖波动以改善预后。

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影响肝移植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其预防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06月31日中山市人民医院进行肝移植患者112例,剔除资料不全者,纳入109例患者资料进行研究,对可能影响肝移植术后EAD发生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对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行ROC曲线分析。结果供体术前乳酸(LAC)、供体年龄、受体身体质量指数(BMI)、受体术前白细胞(WBC)、受体术后淋巴细胞百分比(LYMPH%)、受体术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供肝冷缺血时间与非EAD组之间存在差异(P<0.05),其中受体BMI、供体术前LAC和供肝冷缺血时间是肝移植术后发生EAD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肝移植术后影响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供肝冷缺血时间(>313.50 min)供体术前LAC、供体年龄、受体BMI、受体术前WBC、受体术后LYMPH%、受体术后NLR,其中受体BMI、供体术前LAC和供肝冷缺血时间(>313.50 min)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肝移植早期供肝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为供肝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6年11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完成的141例成人全肝移植的供体、受体及手术相关资料,以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为预后的终点指标,应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寻找其危险因素。结果:141例肝移植中,57例发生EAD,发生率为40.4%。多因素分析显示,EAD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供体年龄>40岁(OR=2.4,P=0.023)、供肝CIT>8.5 h(OR=4.4,P=0.001)和供体血清HBs Ag(+)(OR=17.0,P=0.012)。结论:供体年龄>40岁、供肝CIT>8.5 h和供体HBs Ag(+)会显著增加肝移植术后EAD的风险,具备上述危险因素的供肝应慎重选择。

中国Ⅱ类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单中心经验

目的研究中国Ⅱ类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肝移植受体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2015年8月46例中国Ⅱ类(C-Ⅱ类)DCD供体及受体资料,对发生EAD组(EAD组)和未发生EAD组(非EAD组)的人口统计学数据、死亡原因、供肝热缺血时间(donor warm ischemic time,DWIT)和冷缺血时间(cold ischemic time,CIT)等资料行基线比较。通过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发生EAD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同时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ROC)曲线计算其最佳临界值。结果 46例受体中,发生EAD 15例,未发生EAD 31例。EAD组与非EAD组的供受体资料比较结果示,供受体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供体体质量指数、重症监护病房住院天数、死亡原因、术前血液学指标,受体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及是否肿瘤患者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EAD组的DWIT明显高于非EAD组[(17.6±4.7)、(12.7±6.2)min,P=0.009],EAD组的CIT也明显高于非EAD组[(13.7±4.7)、(11.0±3.5)h,P=0.020]。ROC曲线分析可得DWIT=17.50 min[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0.713,P=0.020]、CIT=9.85 h(AUC=0.723,P=0.0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WIT[比值比(odds ratio,OR)=1.340,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042,1.654),P=0.008]及CIT[OR=1.396,95%CI(1.075,1.698),P=0.015]为DCD肝移植EAD的独立危险因素。EAD组与非EAD组6个月的移植物生存率分别为85.7%、92.3%(P=0.607),1年的移植物生存率为分别为71.4%、84.6%(P=0.587),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DWIT≥17.50 min或CIT≥9.85 h的C-Ⅱ类供肝DCD肝移植受体术后更易发生EAD,C-Ⅱ类供肝可作为供肝来源供临床使用,并能取得较好的移植效果。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182例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肝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182例DCD供肝肝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原发病不同将182例受者分为良性组(135例)及肝细胞癌(肝癌)组(47例)。比较两组受者围手术期情况及1年、3年存活率;总结受者的临床预后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移植物早期功能障碍(EAD)、血管并发症、急性肾损伤(AKI)、肺部感染、急性排斥反应、巨细胞病毒(CMV)感染及胆道并发症。结果两组受者的无肝期、手术时间、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182例受者的1年人、移植物存活率均为93.1%,3年人、移植物存活率均为84.9%。良性组受者的1年和3年存活率分别为92.5%和88.1%,肝癌组受者的1年存活率及无病存活率分别为95%和91%,3年存活率为78%。两组受者的总体存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79)。术后并发症包括胆道并发症26例,血管并发症14例,AKI 34例,肺部感染22例,急性排斥反应11例,EAD11例,CMV感染10例,其中放置T管者的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发生率比未放置T管者明显降低(8%比19%,P<0.05)。结论 DCD供肝肝移植是治疗各类终末期肝病及肝癌的良好手段,术后短期疗效较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8例临床经验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5年11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完成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76例供体和7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观察肝移植受体早期移植物功能恢复情况并分析引起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观察远期的移植物生存及受体生存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78例受体术后EAD的发生率为36%(28/78),其中供体总胆红素(TB)高和冷缺血时间长是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受者围手术期存活率为92%(72/78),死亡6例,分别死于原发性移植物失功4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肺部感染1例。术后发生腹腔感染5例,胆道狭窄3例,血管血栓形成2例,除1例死亡外,其余经相应治疗后好转。受体术后1年的存活率为84.2%,2年存活率为80.0%。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是较好的供肝来源,其近远期效果良好。控制术前供肝质量,缩短冷缺血时间等均是提高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肝移植供肝组织溶血磷脂酰胆碱浓度的预测模型及其在供肝质量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索溶血磷脂酰胆碱随总缺血时间变化的规律以及其在供肝质量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研究纳入2018年6月至2020年8月在我院行肝移植术的患者100例,分别在供肝获取时和再灌注后采集供肝组织标本,对标本进行病理形态学评分和溶血磷脂酰胆碱(lysophosphatidylcholine, LPC)组织浓度检测。同时本研究用不同的线性回归模型探索用供肝获取时LPC浓度预测灌注后LPC浓度的预测模型,并评价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两个时间点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 EAD)组溶血磷脂酰胆碱(LPC)组织浓度均显著高于非EAD组(P<0.05)。所有标本中再灌注后溶血磷脂酰胆碱组织浓度显著高于供肝获取时。灌注后LPC组织浓度能较好地预测EAD的发生(AUC=0.909, 95%CI:0.849~0.969)cut-off值为15 258 fg/mg。灌注后LPC组织浓度(Y)呈现以总缺血时间t、供肝获取时LPC(X0)以及两者交互效应为自变量的回归关系,其最佳回归方程为:Y=-7 554+22.64×t-0.1 692×X0+0.000 345×t×X0。其在建模集和验证集中的调整后决定系数R2′分别达到了0.9447和0.9154,能很好地解释LPC的变化,对灌注后LPC浓度有很好的预测精度。结论本研究构建的模型能较好地预测供肝组织LPC浓度变化,并能反映供肝的损伤程度,对预测EAD的发生具有临床价值。

无缺血器官技术移植研究进展

近年来,加入移植等待名单的患者数量逐年升高,但由于供体缺乏,因此扩展标准供体(ECD)器官的利用率逐年增高。从改善病人预后、改变肝内代谢,同时避免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实现肝脏活性评估并提高移植物利用率3个方面,总结了无缺血器官移植(IFOT)技术进展,展望了无缺血器官移植的发展前景。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在未来可能会改变器官移植的方式,技术创新和可移动机器灌注设备开发使用将助推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代谢组学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评估中的应用

肝移植技术在国内日益普及,但仍然面临着供肝严重短缺的困境。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我国目前供肝的主要来源,其供肝质量的评估方法仍亟待完善。近年新兴的代谢组学研究方法,为移植器官质量的评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本文主要综述了目前国内器官捐献的现状,介绍了代谢组学研究的产生和进展及其在肝移植尤其是供肝质量评估中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