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移民契约》的重要理念、主要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论文阐述了《全球移民契约》的重要理念、主要特点以及《全球移民契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论文认为,201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的《全球移民契约》,是联合国首个关于国际移民各方面事务共同方针的全球协议。其提出了国际移民是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对所有人有益,促进和确保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让所有人都能受益,采取全面办法和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国际移民问题等重要理念。《全球移民契约》具有以国际法为基础,以人为核心,以开展现实的出于尊重的国际移民问题辩论为前提,以权威为约束力等主要特点。《全球移民契约》对中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借鉴意义:以全面发展中国国际移民事业为出发点;丰富规制国际移民的基本考虑;实现保护国际移民(侨)人权与维护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有机平衡等。

秘鲁契约移民与一世日裔身分认同初探(1899-1923)

1898年日本契约移民协定缔结后,秘鲁劳动移民的输入使得秘鲁农业建设与产业开发受益匪浅,日本明治新政府的海外移民政策为一世移民打开了往拉丁美洲的门户。以地缘、血缘为纽带所维系的日系一世移民,在受到秘鲁人排斥的状态下,运用协同精神互信互助,构建从农业组合到经济活动各层的日系移民社会。尽管面临一战时期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变化,但日系一世契约移民最终完成历史使命,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并创造了新的自我身分认同。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移民社会、移入国社会以及对利马日系移民从事理发业等职业性集团组织,探究日系一世移民在秘鲁的认同与排斥的历史。

移民数据的界定及其开发

移民数据既是分析、解决国际移民问题的基础性要素和决策性资源,也是国际移民权益保护的对象和国际移民治理合作的资本。我国数据安全相关立法为移民数据的应用提供了国内法依据。《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有关移民数据应用的框架性共识为我国移民数据的开发提供了国际经验指引。在国际移民治理领域激活移民数据应用潜能,可以围绕实施层级化的移民数据战略、搭建应用型移民数据平台、加强移民数据安全保护、深化移民数据国际合作等方面展开,开创以移民数据开发为主导的国际移民治理新格局。

反恐语境下的移民安全治理国际合作初探——从中美洲移民大篷车事件谈起

中美洲移民大篷车事件自2018年初开始持续发酵,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朗普政府基于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的需要,主张修建美墨边境墙,并驻军强硬抵制移民群入境,造成入境权实现与安全排斥的双向焦虑。当前,针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迁徙人口衍生危机,第73届联大会议通过《移民全球契约》为移民治理搭建了国际合作的框架,各国应以此为契机增强政治互信、凝聚反恐共识,推动国际人口迁徙有序化,防范移民领域滋生涉恐威胁。

殖民地奴隶制度与中国苦力贸易

(一)问题的所在农奴制刚从文明社会消失,又出现了新的殖民地奴隶制。当时在墨西哥、秘鲁的西班牙人,在非洲西部及东部的葡萄牙人,在马拉加、爪哇、锡兰的荷兰人利用它们具有的一套完整的贩卖奴隶的组织,建立了奴隶经济。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期把非洲土人贩运到欧洲,这种奴隶贸易扩展到英国、西班牙,南北美新大陆被发现后,又伸展到新大陆的殖民地。

弃中取日: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的转变

1850年巴西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后,曾试图从中国大规模引进华工,但始终未能如愿。这也在客观上为巴西和日本签署移民协定提供了历史机遇。1895年巴日建交,巴西引进日本劳工拥有了合法性。20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相继出台了禁止或限制日本移民的政策,迫使日本劳工另寻出路;欧洲主要移民来源国纷纷颁布法令,禁止向巴西输出补贴劳工移民,巴西欲寻求劳动力来源多元化。与此同时,巴西的咖啡经济在政府的干预下逐渐复苏,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此情况下,巴日两国于1907年签订《移民契约》。不可否认,一系列历史偶然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巴劳工协议的达成。但究其根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及国际地位的变化,中日海外移民政策的不同走向,以及巴西和日本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都追随欧洲文明,才是推动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发生"弃中取日"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东南亚海外潮人移民形态的演变轨迹

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根据有关资料,中国大陆以外的潮汕籍以及持潮州语系的华侨华人及海外同胞(以下简称为“海外潮人”)的数量在一千万人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印度支那及港澳台等国家与地区,以东南亚为主,现已遍布世界各地。海外潮人的迁徙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打破东南亚原有社会经济格局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利益变成经济、文化上的合作,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取得瞩目的成就,为中国海外移民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历史记录和发展轨迹。

近代中国大规模的国际迁移:1840—1949

全球3700多万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长期持续的国际迁移历程分不开,特别是与近代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历史人口学的角度对1840—1949年间中国国际迁移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移民规模和流向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供了近代中国大规模海外移民的历史场景。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移徙目标的人权困境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首次明确、具体地将移徙纳入全球发展议程,确立了有关促进正常移徙、保护移徙工人权利等目标。这些目标都是联合国长期推动“移徙与发展”议题、加强基于人权的全球移徙治理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但达成这些目标存在诸多困难,尤其当正常和非正常移民的权利触碰到国家主权和安全,或不符合国家的发展需求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大国关系紧张态势上升、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在西方盛行,移徙与发展的进程受到严重打击,各国的立场分歧与利益冲突使移徙目标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此领域的探索将有助于推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使各方从移徙、发展、人权的良性互动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