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改革新论——以庭审实质化为中心的讨论

大陆法系的案卷移送主义并没有排除法官预断,英美法系的起诉状一本主义也没有完全禁止法官庭前接触案件信息,但由于两大法系存在保障庭审实质化的各种原则与制度机制,因此这并没有导致两大法系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不管是在比较法的视域中,还是在我国当下的制度环境之下,很难绝对地认为我国现行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存在缺陷,从庭审实质化的角度来看,当下更为紧要的是加强庭审程序的建设,而不在于改革庭前公诉案卷移送制度,追求绝对地排除法官预断或禁止法官庭前接触案件信息。

公诉案件卷宗移送制度探究

本文简评我国公诉案件卷宗移送制度的历史演变,对两种诉讼模式的不同案卷移送制度进行考察和分析,分析全案移送制度和起诉书一本主义,落脚于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分析出对两种不同案卷移送制度的不同选择,不仅是对不同诉讼模式的选择,更是平衡不同的法的价值理念时的不同价值倾向,诉讼文化和诉讼传统在做出选择时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文章最后建议我国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并主张实行公诉案件全卷移送制度。

美国区际民事案件移送制度初探

美国区际民事案件移送是美国不同州的法院之间民事案件的转移,是区际司法协助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主要规定在美国法典14 0 4 (a)、14 0 7(a)等。美国区际民事案件移送制度对区际管辖权冲突的解决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刑事证据移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刑事证据的移送方式采取的是主要证据移送的方式,但这不足以防止法官审前形成预断,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弊端,因此,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移送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审判中心主义下卷宗移送制度的改革与反思

在庭前会议的卷宗移送制度上,我国的刑诉法在不同社会及司法背景下经历了三次的改革。而在2012年新刑诉法将卷宗移送制度规定为"全案移送主义",其仍存在的问题如:法官预断风险仍始终存在、不当诉讼现象的出现以及国民对"全案移送主义"认识领域的误区等。在结合审判中心主义的新视野下提出完善卷宗移送制度的建议:设立独立的公诉审查程序、实现庭审实质化以及最终实现审判中心主义这一司法改革目标。

论我国刑事案卷移送制度中的“有限理性”

刑事案卷移送制度改革中出现的适用偏差,并非立法不周所致,2012年“全卷移送主义”的回归也有其现实合理性。从决策主体的视角出发,是法官的“有限理性”造成了预断的产生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长期存在。要克服这种“有限理性”,需要通过合目的性的法律环境的塑造,引导法官主体的决策行为选择。具体来说,要围绕人权保障,切实保障辩方权利的实现,有区分的对待和改造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加强对法官主体相关内容的培训。

建立财政监督案件移送制度初探

财政部门作为监督检查的行政主体，对检查过程中查获的涉及犯罪的案件如何移送司法部门的问题，现行的法律和有关的行政法规中缺乏具体的实施办法和责任界定追究制度。因此，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财政监督案件移送制度，对增强财政监督工作透明度十分必要。

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刍议

科学合理的案卷移送制度有利于后续诉讼程序的有效推进,体现出程序正当和保障人权的要求。我国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经历了从全案移送主义到复印件移送主义,再回到全案移送主义的变迁,呈现出我国司法领域不断追求公平和效率的特点。然而,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瑕,公诉案卷移送制度也不例外。因此,针对新刑事诉讼法中对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探究其回归后的本质属性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庭前全案移送制度的回归

依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移送案卷的方式上回归了1979年的庭前全案移送制度,这是我国司法实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才能实现庭审实质化。

我国案卷移送制度下的法官预断及其对事实认定的影响

法官在开庭前阅读了检察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后,容易产生被告人有罪的预断。法官一旦形成被告人有罪的预断,在以后的庭审中往往难以改变,这不利于法官客观中立地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的认定。现行刑事诉讼程序在防治法官预断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起诉状一本主义虽然有利于防范法官预断,但是,在法官需要对案件事实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的司法体制下,起诉状一本主义很难在我国实行。为克服法官预断对事实认定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坚持案卷移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我国对法官预断的防治:促进案卷形成的多方参与性和透明性;进一步强化直接言词原则;限制庭前阅卷人员的范围;强化法官的客观中立地位。

刑事案卷移送制度的思与辨——立足于本土化的渐进之路

历经多次改革,刑事案卷全案移送制度再度回归,这表明我国刑事案卷移送制度改革之路欲达千里却又回环曲折。虽然刑事案卷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法官裁判案件的“裁判小帮手”,但案卷移送的异化滋生了“案卷中心主义”,后者成为我国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最大绊脚石。但法官庭前接触证据并不必然导致预断抑或错判,案卷移送制度服务于打击犯罪的诉讼目的,在不损害公正的前提下,应积极追求诉讼的效率价值,是故案卷移送制度宜修不宜废。鉴于刑事案卷对案件裁判不可或缺,但又碍于案卷中心主义,案卷移送制度应立足于本土所需,进行渐进式改革。其路径是去除案卷笔录中心化,巩固庭审中心化地位,以体现案卷笔录对庭审实质化的辅助性和服务性,以实现案卷移送制度从“异化”到“正常化”的浴火重生。

《行政强制法》移送制度浅析及完善——基于行刑交叉背景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移送制度是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重要一步.然而,法律条文的规范性使其外延广,但是可操作性不强.本文先综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提出背景,然后再梳理了《行政强制法》的移送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分析其是否达到衔接要求,总结了其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而探析问题成因,提出关于强制措施的完善举措.这对于完善行刑交叉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健全我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解决有案不移、有案难移、移案不全的现象.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从律师之眼再看案卷移送制度

在庭前案卷移送方式的选择上,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着三种模式,每一种案卷移送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和立法背景。在审判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拟对我国案卷移送制度"一波三折"的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并对每种方式进行评析。再结合我多年的刑事辩护经验,重新审视案卷移送制度和预断、庭审实质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国案卷移送制度功能的重新审视

我国公诉案件的起诉制度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吸收了"起诉状一本主义"因素,将"案卷移送制度"改造为"复印件移送制度"。这种具有折衷主义的"中间道路"因遗留影响法官产生预断的可能,被有些学者视为导致庭审空洞化的祸首。在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又退回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案卷移送制度"的原位。从刑事诉讼程序正义视角来看,"复印件移送制度"并非是审判程序改革错接病枝的集大成者,新刑事诉讼法在扩大辩护律师阅卷范围、增加庭前会议制度后,"案卷移送制度"在新的诉讼环境和制度下如何发挥功能,如何保障退回的制度与新设置的制度之间不发生功能上的冲突,仍需在程序正义的框架下进行探索,以免立法对实践的尊重转化为实践对修法的异化,出现屡改屡败的现象。

做好内部审计线索移送工作的建议

本文从内部审计线索的移送事项、原则、对象、依据、流程等方面,对制定审计后线索或疑点的移送制度进行探讨,以期持续深化内部审计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党风廉政等监督执纪贯通协同,不断提升内部审计监督质量。

刑事案卷移送制度的演进及完善

案卷移送及其庭前审查制度的设计应当以阻断法官预断、实现司法公正为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效率问题。以此来考察我国1979年以来三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会发现,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案卷移送主义+实质审查"的制度设计、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所确立的"复印件主义+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所确立的"案卷移送主义+形式审查"的制度设计在阻断法官预断、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都不完全尽如人意。中国的刑事案件案卷移送及其庭前审查制度改革,应当以实现"案卷移送主义+预审法官实质审查"为制度设计导向,在此基础上,完善庭前会议等制度,以提高整个刑事诉讼的效率。

意大利刑事卷证移送制度及其启示

意大利在1988年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确立的"两步式"刑事卷证移送制度与其适用的"混合式"诉讼模式、"英美化"的预审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意大利刑事卷证移送制度既吸收了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全案卷证移送主义"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因而在防止追诉权滥用、确保法官中立和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保障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应借鉴意大利的经验,构建"两步式"刑事卷证移送制度,同时应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刑事公诉案卷移送制度评析——以修改后刑诉法之规定为背景

公诉案卷移送制度是指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是否一并向法院移送案卷和证据材料的制度。其重要意义表现在：从诉讼流程看，它是审查起诉活动和审判活动的衔接点，是否移送案卷和证据材料，法院在审判前如何对待案卷和证据材料，会对审判活动产生直接影响；从诉讼主体看，它直接影响到控辩审三方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