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应仅限于程序事项

重新仲裁作为司法监督的形式之一,其适用情形应仅限于程序事项。《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英国和美国的立法也将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主要限定于程序事项。中国仲裁法将国内仲裁案件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限定于两项关于证据的实体事项,这与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不符。中国仲裁法应将国内和涉外仲裁案件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均限定于程序事项。

论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事项的法律适用

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发展,"非内国化"理论向仲裁地法发起挑战,非内国化仲裁程序克服了适用仲裁地法的种种不足,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因此,非内国化仲裁程序将成为国际商事仲裁程序法律适用的必然选择。

税务行政争讼的程序事项考量——以“北方某县选矿厂退伙个人所得税争议案”为例

鉴于我国司法体制以及司法实践的惯例,税务行政争讼的程序事项一直未能如实体事项一样引起重视,甚至程序事项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虽然随着税收法治观念的持续普及,程序事项在税法上的重要性已经被逐渐认识,但由于长期以来的忽视以及在具体实践中较简单的"一刀切"式对待,目前税务行政争讼中的程序事项仍存在诸多需进一步商榷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一宗典型税案,就该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程序事项进行讨论和展开,并简要分析现今税务行政争讼过程中程序事项的若干有待完善之处。

审判中心视角下刑事程序性事项自认研究

程序性事项在司法发展的进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现有法律文本已明确将程序性事项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1条规定之一为,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争议的程序性事实可以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该条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第9项的关系为何,当无争议的程序性事实存在违法的情形该如何处理,在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大背景下,明确该项制度应该如何更好地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外反倾销立法的若干比较与借鉴

2001年11月26日,国务院公布了《反倾销条例》,它相对于1997年制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已有较大的完善,但与WTO《反倾销协议》和欧盟、美国的反倾销法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我们应根据我国的实际,特别是要适应加入WTO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吸收GATT《1994年反倾销守则》基本规则的基础上,积极借鉴欧盟、美国反倾销法的先进立法经验,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立法。

论反垄断法中的宽恕制度

自2008年《反垄断法》出台以来,其中的宽恕制度也引起人们的注意。宽恕制度是指参与卡特尔的公司和个人如果主动向反垄断主管机关揭发卡特尔,或者在反垄断主管机关调查过程中进行合作并提供有关证据资料,则可以获得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处理。目前应发挥《反垄断法》的作用,利用国际通用瓦解卡特尔的制度—宽恕制度,从其内部瓦解卡特尔,达到稳定经济发展,减少反垄断执法机关调查成本的作用。

论安理会中的否决权问题

联合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大国一致原则始终存在,这就证明这一原则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否决权既是大国的权利,也是它们赖以承担的义务。 对否决权采取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态度都是片面的。 安理会改革的难点在于常任理事国的扩大,而常任理事国扩大的关键,又在于否决权问题。 无论从历史或现实角度看,否决权是完全必要的。它的确立不仅对联合国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自联合国建立以来以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要闻

▶7·05上海金融法院首发《关于金融市场案例测试机制的规定》《规定》共五章28条,主要对案例测试机制的定义、功能目的、基本原则、启动程序、审前程序、案例审理及配套机制等作出规定。在程序启动方面,规定了案例测试程序启动的条件和方式。在审前程序方面,规定了案例测试审理前的程序事项。

我国商事仲裁制度中重新仲裁的启动事由探讨

我国《仲裁法》第61条对重新仲裁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其规定过于粗糙,重新仲裁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最高法关于适用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明确了重新仲裁的启动事由,但是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悖,本文从我国法律规定的仲裁裁决撤销事由入手,对各项事由能否作为重新仲裁的启动事由予以分析,探讨实践中能够成为重新仲裁的启动事项。

再审补充性规则在我国确立的可行性分析

再审的补充性规则在域外诸多立法例中均有规定，我国对再审制度进行完善也应对其有益之处加以借鉴，引入再审补充性规则应注意在我国当前二审终审的制度模式下区分程序性事项和非程序性事项予以构建和完善。

“诉讼模式转换论”下当事人在民事送达程序中的责任——兼探讨“送达难”困局破解

在民事诉讼中,送达是沟通法院与当事人的必要纽带,也是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有效推动诉讼进程的重要保障。但长期以来,由于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在送达问题上权责不明,且对法院科以较重的送达责任,直接导致当下司法实践中的送达困局。然而究其根本,却是我国民事诉讼在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型过程中,只是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证明责任变化,却未能兼顾程序性事项证据提出责任的结果。因此,要解决送达问题,可借鉴美国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送达规则,同时重新审视和梳理我国民事送达程序中当事人的证据提出责任,促进民事送达由法院全责型向法院、当事人权责匹配型转型,多方合力和制衡,解决民事送达难困局。

我国诉前行为保全申请的实践难题:成因与出路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诉前行为保全制度,但是实践中申请保全却存在一定困难,这是困扰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的一个顽疾,亦导致我国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之间产生一定割裂。除了与"起诉难"具有共通的制度背景,"申请难"还存在独特的制度成因,其理论根源可以被归结为对诉权范围的限缩、对程序事项的轻视和对证明标准的误读。通过拓展诉权范畴,建立多维度的诉权体系,可以在理论上克服立案登记制改革的盲区。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第101条、《民诉法解释》第108条和第109条进行体系解释,可以建立证明标准的三层结构,以"说明理由"和"可能"为标志,将诉前行为保全及部分程序事项的证明标准界定为疏明。事实上,只有将解决"申请难"作为立案登记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在增加诉讼供给和完善司法救助的背景下,通过坚持优势盖然性标准,才能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的诉前行为保全制度。

分配方案异议的诉讼救济及其限度

执行财产分配方案异议及该异议引起的诉讼是我国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范式,同时规范和限制分配程序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并将程序性异议导入普通审判程序之中。执行实践中分配方案异议权的滥用严重和规制失范,导致执行阶段不加任何审查、甄别和过滤一律移转普通审判程序处理,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的救济机制发生错位。对于分配方案之异议,应该站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视角,厘清提起财产分配方案异议的性质、类型、主体,以"分配异议"作为诉讼救济基础,合理配置相应的救济资源、救济渠道和救济程序。对分配方案中针对参与分配债权是否存在及数额、清偿顺位、建设工程款的优先性和担保物权实现裁定载明的优先权提出的异议,应该通过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予以救济,其他关于分配方案的异议可以导入执行异议程序中,在执行程序内部通过异议+复议的路径予以消解。

安理会五大国的否决权问题

安理会全称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它在联合国6个主要机关中占有首要的政治地位,是联合国体系中唯一有权采取行动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在和平解决争端和维持和平与制止侵略方面它行使着重要的职能.最初,安理会由中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5个常任理事国和其他6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60年代初,由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多,非常任理事国增加到10个. 否决权是安理会表决制的核心.联合国宪章第27条规定,安理会的表决程序是:(1)关于程序事项以外的一切事项的决定,应以9个理事国的可决票决定之,其中应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在内;

对原告申请撤诉的案件，裁定中应引用哪一条款

对原告申请撤诉的案件，裁定中应引用哪一条款？编辑同志：我们在评查案件时，发现对原告申请撤诉的案件，裁定书中引用法律条款不一，有的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有的引用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请问应引用哪一条款？甘肃省礼县人民法院徐晓明徐晓明同志：回...

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路径

【裁判要旨】案外人对仲裁裁决载明交付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应当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仲裁执行规定》)第9条、第18条之规定,分别从案外人所提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以及对仲裁裁决应否裁定不予执行两方面进行审查。受案条件以程序事项为主,应采取形式审查之标准,而成立条件则涉及实体事项,应以有限的实质审查为原则。

中国庭前会议制度适用率低的原因及对策

中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庭前会议制度作为连接起诉和庭审之间的中间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却极低,为了解决庭前会议适用率极低的问题,需要在理论和立法上继续创新。庭前会议所要解决的程序性问题分为普通的程序性事项和重大的程序性事项,而针对普通的程序性事项可以采取"作出决定模式",对实体裁判结果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程序性事项则可以采取有利于被告方的"合意模式"。同时对庭前会议的启动方式,主持庭前会议的法官范围,被告人是否应参加庭前会议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此完善中国的庭前会议制度,提高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率。

执行中对资产评估报告异议的审查

【裁判要旨】资产评估报告本质上是基于法院职权作出并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执行行为,对资产评估报告的程序性事项及实体性事项的异议,应纳入执行异议程序由执行裁决部门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除可以召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听证外,还可以由评估机构出庭发表意见,接受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质询。执行裁决部门可以根据估价对象、估价目的、估价时点以及现场查勘的情况,对是否采用评估报告作为执行依据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