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监检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维衔接

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权利导向”的制度设计,《监察法》第31条为职务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创设了更为严格的实体条件,即“主动认罪认罚+附加条件”,呈现明显的“权力导向”。适用条件的差异化导致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混乱,且《监察法》第31条在实践中并非法院裁判时的依据。为此,需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加强监检程序的衔接:从理念维度统一对制度价值的认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职务犯罪的特殊功能;从制度维度明确从宽处罚建议的“柔性”效力,防止监察调查结果对裁判起决定作用;从实践维度构建监察与司法的协调沟通机制,双向提升职务犯罪办案质效。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争点、成因与走向

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正义诉求的时效性等诸多考量,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在吸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理论上纠结、实践中困惑,且可能严重影响该制度实践理性的上诉权问题并未明确。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究竟是浪费国家资源的不诚信行为,还是被告人不可剥夺的基础性权利,构成了其是否理性的关切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缺乏“自愿性”的生成机制是被告人上诉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为程序适用的行政化、值班律师作用的证人化、检方量刑决定的独断化等层面。鉴于此,应强化检察机关的客观与诉讼关照义务,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根据案件适用刑罚的差异设置“二元化”机制;并可对“空白上诉”增设一定的惩戒,但应确保权利保障与救济程序的畅通。

刑法视阈下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规制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是兼具实体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制度,要实现制度的预期规制价值,亟需强化实体法供给支撑。司法解释性文件对认罪认罚的程序应用进行了系统规范,但在认罪认罚的实践类型和案件轻重未充分理清的情况下,既有的从宽规制过于原则和灵活,重罪案件如何实现从宽处罚的制度激励更是面临考验。刑法评价领域,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自首的内在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重叠评价问题亟需明确。要破解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规制供给不足问题,需在理清认罪认罚实践类型与案件类型的基础上,立足于刑法裁量中从宽处罚的阶梯设置,结合不同类型认罪认罚背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矫正必要性,做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相应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论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的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

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结果”“从宽因素“”从宽评价主体”等因素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从宽”的确定性问题需要特别予以关注和澄清。从法律文本来看,“从宽”具有不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即在区分主观层面(评价)与客观层面(结果)基础上,就主观层面的确定性而言,认罪认罚“应当从宽”,只不过,在客观层面的确定性上,它可能表现出一种“未必从宽”之样貌。对认罪认罚制度中“可以”从宽的规定,应按照上述“主观层面应当从宽,客观层面未必从宽”的理论逻辑来理解和适用,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可以从宽,也可以不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二审程序分流机制研究——以1340份认罪认罚上诉案件裁判文书为样本

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即使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也不应被剥夺。但是,通过对1340份认罪认罚二审文书的实证分析表明,利用上诉不加刑进行“投机型”上诉的情况时有发生。为防止滥用诉权、保障认罪认罚制度效率价值,充分发挥二审纠错功能,应当建立适用于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程序分流机制,建立有因移送制度,即在充分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前提下,将上诉理由划分为当然的上诉理由、可能的上诉理由和排除的上诉理由,仅将以当然上诉理由和部分可能的上诉理由提出上诉的案件移送至二审法院。在审查机制的选择上,采取程序性审查模式,且被告人有权选择行使审查权的法院。为最大限度保障司法公正,应当从强制释明、提高律师有效辩护程度等方面保障被告人充分、有效行使上诉权,同时加大释法说理力度,提高一审服判息诉率,避免“投机型”上诉等情形的发生。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调研报告

司法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契合我国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符合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但调研中也发现当前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仍存在着量刑建议采纳率较低、审判中心作用发挥不够、当事人参与协商制度与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不到位、精准量刑建议与庭审实质化的兼容衔接不足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此,需要转变观念,凝聚共识,加强与相关机关协作配合,依法做到应用尽用,共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以审判为中心,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与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共绘刑事司法同心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与反思——基于监察与司法衔接视角的考察

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面临着被调查人认罪认罚后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调查阶段的适用率不高等现实困境。为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适用效果,应当适当降低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明确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及内容要求;保障被调查人的知情权、律师帮助权;引入调查阶段认罪认罚承诺书;设置梯度化从宽处罚量刑规则;构建层次化监察强制措施体系,从而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中的有效衔接及功能发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反腐效能。

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必要抑制

刑事诉讼中只有切实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才有可能有效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救济和纠错功能,确保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真正实现。但个别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在本来合意的诉讼“氛围”下却出现了部分“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当一审法院作出从宽处罚后又提出上诉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体现的诚信价值。尽管检察机关的“报复性抗诉”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无正当理由上诉有一定抑制效果,但“报复性抗诉”明显存在法理依据不足的缺陷,不宜作为抑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长效对策。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诚信价值的要求与上诉权保障的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增设上诉理由审查程序,达到对无正当理由上诉进行必要抑制的目的,是一种可行的方案选择。

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实证研究——以532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以532份裁判文书为样本,对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原因有:量刑上寻求从宽处罚,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幅度更大,侦查人员情感感化与政策宣传。但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存在部分侦查人员对制度理解不够深入,部分犯罪嫌疑人对制度未完全理解,值班律师未完全发挥作用等问题。对此,应通过侦查人员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加强侦查人员说教效果、完善相关法律程序及值班律师制度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

公安机关角色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逻辑耦合及其作用实现路径——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成为近几年司法机关工作的重点,但公安机关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然适用主体,在制度实践中的参与程度低,角色定位不明确,阻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的实现。基于角色理论搭建分析框架的研究发现,公安机关的犯罪追诉角色、诉讼程序角色、社会控制角色,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协商性逻辑、司法经济性逻辑、司法修复性逻辑存在逻辑耦合关系。但是,公安机关的角色在互动关系、行为策略和价值目标方面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存在现实梗阻。因此,公安机关应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为契机,主动进行角色转变,探索侦辩协商,推进内部改革,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落位于侦查阶段的诉讼目标。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宪法原则的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程序公正优先、优化司法资源和人权保障等宪法意义。但是,在该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存在有损害“法院独立审判”原则之嫌、抑制被追诉人救济性权利、削弱被追诉人防御性权利、被害人人权保障的缺位以及被追诉人自愿性保障不足等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探析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体现,将宪法原则融入完善措施中,如以公权力间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协调公权力的分配机制、以公民对公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完善上诉权的救济机制、以实事求是的宪法精神完善值班律师的辩护制度、以人权保障原则促进被害人的参与机制和以法治原则增强自愿性的保护力度。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自2020年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稳固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保障,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检察智慧。企业合规不起诉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障企业权益、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前者以后者为前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企业制度活力。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分为制发检察建议和合规整改两种模式,后者在实体和程序性要件上规定较为严格。企业合规可启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并可根据企业犯罪的轻重、合规整改的难度来单独设置六个月到二年的考察期限。在具体的操作中,应严格区分企业刑事责任与个人刑事责任,以符合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论速裁案件的上诉加刑--以《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5条切入

速裁案件中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提出上诉在引发重审程序后果的同时会极大地冲击速裁程序的效率和稳定。针对有效解决被告人滥用上诉权以及保障被告人无因上诉权利之间的合理平衡问题,“上诉加刑”的解决路径具有可行性。目前“上诉加刑”逻辑在实践中也被普遍运用,但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欲构建《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5条第一款情形下的“上诉加刑”合理路径,需系统考察目前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被告人“上诉加刑”的根本成因。考察发现,实践中速裁程序并不能有效提升办案效率,反而增加办案成本和负担,故而“上诉加刑”结果肇因于结构主义理论和“报复性”起诉逻辑的影响。未来我国速裁案件中的“上诉加刑”合理路径,可以从区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意识和行为、增设听取意见期限、重审中排除被告人认罪口供等方面来构建和完善。

刑事司法改革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监察与司法衔接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31条规定监察机关可以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建议,然而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在嵌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遇到了一定障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与在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相比,在标准、程序以及效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这与监察工作与司法工作在价值逻辑、权力结构、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差异是分不开的。为解决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监察与司法衔接问题,应当从协调监察制度的价值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妥善处理监察机关与检察院、法院之间配合和制约关系以及完善监察调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配套制度等角度开展工作。

证据开示嵌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进路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践行进入纵深阶段,庭审的对抗性渐呈衰微之势,取而代之以控辩间更加鲜明的合意性,这意味着证据开示制度赖以存在的场域不复从前,不宜再以提高庭审过程的对抗性和实质化程度为目标进行相关研究。正是基于以上场域的微观变化,通过探索证据开示制度在当前协商性司法场域中的运行机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开示制度进行架构形塑,以期在证据开示制度的助力下更加充分地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融合探索

协商性司法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实践中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方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心在于,通过鼓励行为人积极自愿认罪认罚,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之效。然而,被告人权益的规范保障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行使的合理性、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性等存在的负面问题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绊脚石”的角色。因此,对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间如何进行深度融合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理念–程序–制度”的三大融合来进一步加强被告人权益保障、完善量刑建议标准、优化司法机关协作机制等措施,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高效落地,有助于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创新与发展。

认罪认罚案件中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困境与完善

刑事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案件的诉讼程序之一,对于缓解人案矛盾、节约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却存在无法妥善处理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为基础,从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必要性入手,分析刑事速裁程序的效率与公正的价值体现,并结合司法实践,对刑事速裁程序所体现的价值冲突进行检视,从而对认罪认罚案件中刑事速裁程序的完善提出建议,以期实现刑事速裁程序在价值上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