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论纲

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是宪法性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该原则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的历史演变过程 ,其宪法根基在两大法系分别为正当程序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该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问题重重 ,需要明晰其适用范围及其例外 ,并分析与其相关的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的关系。

海事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性

<行政处罚法>总则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人大监督权力程序化的宪政困局——游弋于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

人大要有所为,就要有所不为;将现有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力程序化的努力,其实质仍然不是一种彻底的程序合法性的理念。

秘书与法律——简议秘书工作的程序合法性

据报载，某市人民政府在安排布置下属单位2002年年度考核工作时，按照往年的惯例下达一个专门的文件，文件将该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纳入考核单位的范围。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在200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遭到法学界部分专家代表的异议和批评。

论刑事程序合法性的证明

刑事程序合法性的证明决定着程序性制裁制度能否发挥实际的效用。它属于典型的程序性事实的证明范畴,一般应当采用自由证明的方式。在自由证明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刑事案卷的证据价值,正确把握程序违法程度与证明标准的比例关系,注意口供合法性证明的特殊性。程序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应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辩方应承担程序违法的初步证明责任,控方应承担程序合法的反证责任。法官在特殊情形下有主动查证的职责。

当前高校的行政诉讼案与高校两证管理问题探析——从程序合法性原则分析高校毕业证、学位证的颁发问题

在我国，高校（公立高等学校）以民事主体身份走上法庭．作为原告或者被告，早已有之。但是，高校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被其学生或者教师职工一—特别是学生——告上法庭，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始见报端。其中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1998年）（以下简称“田永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行政诉讼案（1999年）（以下简称“刘燕文案”）两案最为典型，也引起了法学界．教育界和社会舆论持续激烈的讨论。本文试着就上述两个典型案例作为分析素材。

刑事审前程序合法性的证明

李建明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刑事审前程序合法性是刑事司法公正性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审前程序中控方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经常成为审判阶段控辩双方的主要争点。程序合法性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审判中解决程序合法性问题的难点在于程序合法与非法的证明与认定问题。实践中解决程序合法性争议存在多种模式，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证明制度，尤其是尚无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

论新时代执政合法性重塑的逻辑与路径

重塑合法性是一个对传统合法性资源进行重组、扬弃和更新的过程。1949年以来,我国一直运行着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模式转变为以绩效合法性为主;新时代,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将逐渐形成以程序合法性为主导,以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生态合法性等整体发展的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重塑路径。

高速公路通行费价格的合法性探析

我国现行高速公路通行费缺乏实质合理性和程序合法性。高速公路通行费应当符合受益者付费、代际公平、使用人可接受性、项目成本效益与路网整体效益兼顾等实质正当性原则。高速公路收费应当获得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律授权、地方代议民主机制的授权和行政机关的审查批准。同时还应广泛听取公路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以最大限度保护公路使用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高速公路收费标准的科学化、理性化、民主化及合法性。

“程序法定原则”不能成立吗——兼与黄士元博士商榷

程序法定原则体现了人权、民主、法治思想,对防止恣意具有双保险的功能。它是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对程序法定原则应当恰当定位,既不能将其当作帝王原则,更不能否定其基本原则的地位。"非原则说"存在着僵化理解程序法定原则,混淆"基本原则之一"与"唯一基本原则"的区别,以及其他内容和逻辑上的错误。

推进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合理化

合法性审查制度中的程序建设影响着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质量,其规范和完善与否,决定着合法性审查工作能否落到实处并取得成效。可以通过对审查程序进行流程化规制、对审查程序时限予以统一、细化合法性审查程序运行机制、强化审查程序全过程公开等方式,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程序,不断提高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质量,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

“普世价值”的困境:从程序困境到理念困境

“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应该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从未取得过共识。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哪些价值可以成为“普世价值”？哪些价值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这首先要解决“程序合法性”问题：把某种东西说成是“普世”的，说成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接受的，那就应该通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某种程序来加以确立。唯有这样，“普世价值”才能令人信服，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个文化机制的分析

经济升级的本质,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从建立在物质容量基础上,转变为建立在文化容量基础上。经济升级必须有文化升级的配合。建立在物质容量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建立在文化容量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赋予经济行动和政策以正当性的文化机制:目标合法性机制和程序合法性机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与目标合法性机制相关联,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与程序合法性机制相关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经济增长模式要从以物质容量为基础转变为以文化容量为基础,那么,经济行动的合法性机制必须实现转型。

阿里的教训

对公众公司来说，“程序”正义非常重要，包括充分的信息披露、决策程序合法性等等。一些过去的习惯性做法或“潜规则”，公司高管或监管部门可能觉得理所当然并无不受，但放到公众聚光灯下审视，则未必合理和合法。

在现有制度下可解决“一元标”问题

＂一元标＂在法律救济层面尚有可为,需加强程序合法性监管,同时将裁量权交给评标委员会,尊重其专业判断的价值。一、＂一元标＂问题应回归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一元标＂属于政府采购中的服务类采购,不属于工程,因此它不适用于《招标投标法》,而应该适用于《政府采购法》。那＂一元标＂是不是涉及到我们的《反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呢？实际上,《反不正当竞争法》里并没有相关的涉及法条,原先的那个所谓的不合理低价现在已经被删除掉了。《反垄断法》里有一条关于经营者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的法条。是否符合这一条呢？个人认为适用这条有些难且牵强!

构罪即捕现象的解析及应对

法治生成的土壤并非仅存于现代社会的国家之中。中国传统社会"法家"治理以及儒法共治时期的"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均反映出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机械的法律适用以及漫无边际的适用法外因素,会严重地削弱法律治理在社会中的能力及效果。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在借鉴和反思传统社会法律治理的得失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协调法律规则与参与主体的关系,从而实现法治在现阶段治理能力的提升。在中国,逮捕是人身约束程度最强的一种强制措施,因而也受到广泛的关注。长期以来,构罪即捕现象的存在一直使检察机关受到较大的非议。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对逮捕程序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力图规范其裁量权的运用,进而限制未决羁押的滥用倾向。于是,构罪即捕的弱化程度,也就成为立法目标实现与否的重要衡量指标。然而从根源上分析,中国特色的诉讼构造体系才是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症结,从而引发了羁押功能的进一步扭曲。更为重要的是,在构罪即捕的影响下,被追诉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消除这一痼疾,就必然要求替代性羁押措施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同时融入更多的诉讼化因子。唯有如此,构罪即捕的生存土壤才能日臻消逝。目前,我国环境标准法律制度存在诸多不足,诸如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法律层级低,环境标准体系不健全,环境标准之间存在冲突,环境质量标准未能有效发挥核心作用等,导致环境标准制度效益折损。美国、欧盟、日本的环境标准制度比较成熟,值得借鉴。应立足我国环境保护实际,对环境标准实行分类管理,重构环境标准体系,建立环境标准实施评估机制。本刊编辑部特邀相关专家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供读者参考。

民主立法是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理性路径

要破解"有法律而无秩序"困局,需要在立法中,即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中为公正付出努力;需要走民主立法之途,即国家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理性路径选择是民主立法。民主立法是我国立法原则之一。作为公正分配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群体矛盾冲突的理性路径,民主立法有助于实现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程序的合法性、立法实体的人民性。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运行效果的考察--基于383份判决的分析

庭审实质化改革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考察2012年1月至2019年1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383份裁判文书,发现侦查人员出庭率低、出庭作证效果不明显。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运行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立法规范的模糊性、检察机关的消极态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愿低。应采取以下措施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明确侦查人员拒绝出庭作证的诉讼法后果、强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障等。

保全互联网电子证据公证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保全互联网电子证据公证的法律问题,由总结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始,继而从合法性入手,分析保全互联网电子证据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