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合法性证明与程序性证据法理论

证据合法性证明规范的确立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却因此陷入了证据合法性证明的困境。在局部完善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我国应彻底革新证据合法性证明制度。首先,在证明责任方面,确立由检察机关的主要证明责任、公安机关的连带证明责任与有关知情人员的协助证明责任等构成的共同责任模式;其次,在证明方式方面,分别确立记录类证据与当庭说明类证据的证明规则;最后,在证明标准方面,确立"程序规范标准"作为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我们应以证据合法性证明制度的革新为契机,在已有程序性裁判的证据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程序性证据法理论的创设。

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

浅议讯问录音录像的性质——以李某涉黑案为例

我国的侦察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起始于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讯问录音录像通常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中出现,作为证明侦察机关讯问手段合法的证据,也即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据。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推进,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录音录像性质认识的深入,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言词证据的载体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具备作为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证据,是案件的事实性证据。

同步讯问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属性分析

近几年,法院重新审判许多冤假错案,例如,'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案件,这些错案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侦查讯问时,犯罪嫌疑人都受到刑诉逼供。刑讯逼供成为这些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为了预防刑讯逼供,理论界和司法界都提出了许多方案。

被告怠于举证并不必然败诉

【裁判要旨】行政诉讼案件中,被告怠于举证,并不必然导致败诉的后果。当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了证据,则不能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人民法院对于第三人所提证据的审查力度,应低于对被告举证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