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与建构:认罪认罚中裁量不起诉决定的程序效力

检察主导背景下,认罪认罚案件的定罪量刑实质性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导致被追诉人可能受到的恣意追诉的危险也随之提前。此阶段的检察裁量权以裁量不起诉为主要形式,承载着被追诉人在实体或程序层面的从宽诉讼利益,但其因程序效力的缺失而无法束缚检察主体,造成检察裁量权不受约束地扩张。要实现裁量不起诉决定程序效力的建构,应从重新审视刑事重复追诉危险的实质性标准、强化合意制度下纠纷解决价值、优化检察裁量决定的独立属性多方面着手,考虑规定裁量不起诉决定具有“类”既判力,以保障检察权力的合理主导,规制审前阶段可能存在的恣意追诉危险。

程序效力论——以诉讼程序为核心的论述

本文以程序正义理论为框架,以罗尔斯的"纯粹的程序正义"为核心概念,提出程序效力的概念。本文所论程序效力是指,诉讼只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所经过的程序就应当发生约束力,程序主体(如诉讼中的当事人、法院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等)不得随意否定已经过程序所发生的法律效果,或者要求推翻重来。程序发生效力的条件是具有正当程序,正当程序以程序保障为核心特征。最后,本文还谈到程序民主与程序效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如果没有程序民主,正当程序同样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此时谈程序效力无异于使程序沦为另一种暴力。

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自我交易行为的效力规制

我国原《公司法》第148条第4款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自我交易行为的效力规制存在不少缺陷。通过分析2023年新《公司法》立法思路及司法判决思路认为,应将该条文界定为管理性规范,并综合程序因素及实质因素进行效力认定。结合国内外立法经验,构建效力认定规则需包含程序性效力规则、实质性效力规则和董事自我交易违法情形下的法律效力三方面内容。程序上需明确审批权归属并完善信息披露规则、表决权排除规则,实质上需明确审查主体及审查内容。违法情形下,若程序违法需视不同程度进行分别认定,若实体违法则应一律视为无效,以实现董事自我交易违法情形的规制,保障交易公平性及公司利益。

民事再审事由的体系展开与程序效力

民事再审事由包括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检察监督事由、法院依职权再审事由和案外人申请再审事由,各类事由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和区别。其中,当事人申请再审的13项事由不但有着自身的逻辑体系,而且还牵引着整个当事人申请再审和再审审理的程序操作,并对其他主体发动的再审程序产生影响,是整个再审程序的主线和"脊梁"。对再审事由进行体系挖掘和程序效力研究,有助于再审实践的纠偏。

对跨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思考

韩国韩进海运有限公司在韩国申请破产,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基于其采纳适用的《跨境破产示范法》域外管辖权效力原则的内容对韩国破产程序予以承认和配合。韩国与中国由于采取的域外破产程序的认定原则不同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因素,最终没有形成合作。中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不足之处在该案中与他国对比明显。通过对该案以及对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分析,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认定进行思考,依托“一带一路”的机制框架,可以发现,中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有四种路径选择:《跨境破产示范法》的风险与平衡;“推定互惠”原则的适用;建立区域一体化机制;达成双边协议。

结合马来西亚新案例看国际工程索赔程序条款效力问题——基于比较法的视角

工程索赔作为工程管理的核心之一,其成功与否对国际承包商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各个国家或法域对索赔程序条款的效力认定均不相同,司法实践也存在差异。本文作者从比较法的视角,结合马来西亚最近的案例法,从法律渊源和司法实践等维度分析和比较中国与马来西亚法域对索赔程序条款效力和程序瑕疵失权问题的不同观点,以期引起中国承包商对索赔问题的关注,从而加深对索赔程序性要求的重视,深入树立契约至上的理念,加强国际工程的索赔管理工作。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法律效力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对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也未对其进行有效补充,这不仅影响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本身的完善,也为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带来了困惑。附条件不起诉法律决定可以在学理上作出内部效力与外部效力、实体效力与程序效力上的区分。在外部效力上,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应当根据不同的诉讼主体确定具体的内容,在程序效力上则主要表现为对事的效力与对物的效力。

论国际法效力基础的构成

对于国际法效力基础问题的探究,国际法学者们作出了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问题研究的复杂性导致了不同学者们的不同结论。应本着全局、科学和现实的态度,来审视国际法的效力基础,不能生硬地割裂国际法效力基础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国际法的效力基础应由国际法的程序效力基础、实质效力基础和现实效力基础三部分构成。

提起公诉之效力

从诉讼系属的基础理论出发,公诉的效力包括程序效力与实体效力两个方面。公诉的程序效力包括公诉对审判之启动、被追诉者被告人地位之赋予、重复起诉和不起诉之禁止以及被害人诉权之限制四个方面。公诉的实体效力,主要在于确定法院的审判范围。

合同法定形式效力浅析

合同形式效力的学说国内有成立、生效、证据和对抗第三人效力之论 ,而大陆法系则主张“要件主义”或“证据主义” ,英美法系推行“结合主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加工和融合 ,本文提出了更适合于一般实践操作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效力主张。

羁押必要性之检察审查制度的程序构建

检察审查羁押必要性的适用对象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的被羁押者。审查程序的启动可以是检察机关依据职权审查,也可以是依据被羁押者或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其委托的辩护律师申请而进行审查。间隔性审查的期限以60日为宜。审查的方式是对席制和书面调查制,根据不同的方式采取不同的程序。检察审查后作出的无羁押必要的决定应该具有程序效力,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该决定的程序执行效力。这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虚置的现象。

仲裁协议妨诉抗辩效力评析

双方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寻求仲裁机构解决纠纷,根据或裁或审原则,排除法院的司法管辖,这是各国通行的司法准则。针对仲裁协议产生的消极效力——妨诉抗辩,从其法理基础、具体学说、具体制度三个方面进行了评析。

诉讼契约及其边界

既有关于诉讼契约的研究多局限于私法上契约自由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理,淡化了诉讼契约的公法属性。对于诉讼契约的理解,当建立在人权诉权理论、民事诉讼目的论、诉讼行为的相互性和程序效力等程序基本原理基础上。诉讼契约目的在于解决纠纷。这决定了契约的对象、是否涉及公益及生效依据上均不同于民事契约。诉权人权属性决定了其具有绝对性、不可放弃、不可剥夺性,只有法定裁判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判才能导致诉权的消耗。因此,不起诉契约属于民事契约,只发生私法上的效力;公证债权文书、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裁定均不能导致诉权消耗。撤回上诉和解协议等诉讼中契约效力不能遮蔽程序效力。认可诉讼契约效力应当坚持契约法定原则,明确当事人就任意事项达成诉讼契约需具备的程序条件。

诉讼上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司法检视与应然规则

涉及普通合同解除权之行使争议的诉讼在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但实践中不少法院将其误识为形成之诉。在判决主文的表述上,错误采取形成判决的方式来处理合同解除问题的案例极为普遍。诉讼上行使合同解除权时,解除效果的发生与否,仍应遵照实体法的规定处理。原告撤回诉讼的,其行使解除权的实体法效力不因诉的撤回而受影响。诉讼中原告将解除合同的请求变更为继续履行等其他请求时,关于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应根据解除意思是否已经到达对方以及是否符合实体法上解除权行使的要件进行判断,法院应当审查变更诉讼请求之前是否已经产生合同解除之私法上效果,并对案件作出相应的处理。

新公司法规制下影视公司减资程序“合法”和“违法”的边界探析

自2023年12月29日新公司法(即2023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本文简称新公司法)公布以来,陆续出现影视公司减资的新闻报道,鉴于新公司法已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本文旨在以相关报道为契机,以“未通知债权人”为出发点,分析新旧公司法规制下违法减资效力及法律责任的异同,探究新公司法规制下公司减资程序的违法边界,并提出尚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新公司法首次明确违法减资行为绝对无效,矫正了此前司法实践相对无效路径下的利益失衡之弊,拓宽了违法减资的责任主体并区分了各主体的法律责任;新增简易减资的规定,简化了减资流程,删除了债权人的反制权;对注册资本认缴制进行完善,规定了最长认缴期限。但新公司法仍存在公司决策自主性、组织机构稳定性与保障债权人利益冲突、简易减资与变相抽逃出资的临界点无法直观辨别的问题,对减资时债权是否需按已届清偿期区分、减少的注册资本为“已实缴”还是“已认缴未实缴”等问题尚无细化规定,需进一步探讨。

判决既判力问题的反思——以国际民事诉讼为视角

判决既判力理论的确立,对解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发挥重要功能。既判力在理论上区分为程序效力与实体效力,但国内判决并不当然取得在国际上的既判力。就其本质而言,既判力与一事不再理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差异。外国判决的既判力在域外的承认存在主观、客观、时间三重范围。我国新近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对外国判决的既判力采取了排他的立场,对此值得反思与质疑。

论缺席判决案件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是结果责任,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关于缺席判决案件的审理和证据采信上存在立法漏洞和矛盾.立法应当规定当事人举证的时间效力和地域效力,并处理好缺席判决与举证行为效力的关系.

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的解析及完善

本文在介绍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理论与国际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我国在承认外国破产裁决上需要面对的问题,并就此提出有关立法完善建议。

论高校学生管理中听证制度的建立

作为事中权利救济的制度安排,听证制度正在逐步引入高校学生管理领域。现有实定法虽然还存在不足,但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智识依据。从法理分析,学校制定规章制度、采取重大举措、实施具体管理行为等都应当纳入学生管理听证范围;要审慎选择好参与学生管理听证的代表;设计好学生管理听证的程序;明确并尊重学生管理听证的效力。一个设计良好的学生管理听证制度,既能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又能提高学校管理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