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民事程序法发展回顾：民事程序法之新进展

2011年立法院通过三部重要之民事程序法法典。其一，制定家事事件法，将家事调解、诉讼、非讼及强制执行程序合并统整立法，使同一家庭之多数家事事件，尽可能委由同一法官於同一程序予以解决、处理，以保护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维持程序经济与法的安定性。其二，修正强制执行法，赋予债权人财产开示请求权，健全间接执行之手段，使权利实现更具实效化；家事事件法就家事债务亦采取履行确保制度，并加强各种直接、间接强制之手段，以满足家事执行之特性、需求。其三，修正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增设债务清理之调解程序，明确化迳行认可更生方案之要件，及限缩化清算不免责之事由，使债务人能更妥适、迅速利用裁判外及裁判上债务清理程序，减免债务，而重建其经济生活。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证明权:以实定法基础为中心的考察

法治社会中,司法公信力在个案中的实现有赖于对当事人程序权的充分保障。在现代民事诉讼中,证明权是当事人程序权的核心,而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只存在于近代之后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历经改革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与证明权相契合,既具备了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亟待证明权的有效配置以提升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

损害数额之酌定

民事诉讼法於2000年修正时，增订法院酌定损害数额制度，要求法院於当事人已证明受有损害而不能或难以证明损害数额时，应审酌一切情形，依所得心证定其数额。此项规定非仅系追认向来审判实务而将判例见解予以明文化，或单纯继受德、奥、日等国立法例而已，其系针对损害赔偿事件之个性、特徵，根据程序利益保护论，兼顾实体法与程序法之观点，以减轻受害当事人之举证责任，并赋予法院法的评价及事实认定之裁量权，就损害数额施加评价裁量而不受限於客观实体法，或酌予降低证明度以便确定该数额。为贯彻上述立法意旨，不仅应将之扩大适用於包括请求及一律请求，而且宜将其类推适用於其他债权之酌定、违反证物提出义务时之真实拟制及经界确定或土地所有权范围确定等事项。法院酌定损害数额虽系属羁束裁量，其裁判对象及基础资料仍受处分权主义及辩论主义等原则之限制，但其於必要时得不调查当事人所声明之证据，或改以较能节省劳费之证明方法行之，甚至依心证比例认定损害数额。惟为保障当事人之程序权，防止发生突袭性裁判，法院在具体事件之审理过程，仍应将其就证据裁定、损害数额存否之心证度及证明度所持见解，适时公开、表明，并与当事人进行事实上及法律上讨论，俾其得为适当完全辩论及增、减、补充声明。

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问题研究

诉讼第三人制度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存在对接上的难题,需要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诉讼第三人标准不一、适用混乱的尴尬状况给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原告的确定造成了困难。结合"诉的利益"采取逆推逻辑,有助于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告的认定。台湾地区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立法和研究均较早,可以提供有益的比照和参考。

现代型诉讼与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新发展

现代型诉讼涉及各种超越个别利害关系和法定权益范畴的新型利益,具有当事人互换性缺失、系争利益呈现扩散化、争点呈现社会化、诉求內容多样性等特质,对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产生重大的冲击。为此,除了在实体法上有所调整外,程序权保障论、诉讼政策论、纠纷管理权论、争点为限论等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新发展,或可为救济被侵害的利益,保障广大受害者平等接近、使用司法的机会,也为我国相关论重构提供借镜。

法官回避“其他不当行为”条款适用方法的重构

我国实务上严格限制法官回避“其他不当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而理论上则极力主张扩大法官回避“其他不当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几乎将法官违法诉讼行为都视为回避内容。严格限缩适用“其他不当行为”条款并不符合法官回避制度的立法目的。法官回避制度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已经逐渐从规制“利益冲突与特殊关系”转向规制影响法官中立性的行为事实。法官回避“其他不当行为”条款适用范围确定应当回归目的解释,以保障法官中立性、避免法官偏私为核心。法官回避“其他不当行为”条款适用标准应当排除单一的违法性客观标准,引入“可能性影响公正审理”的主观标准,禁止法院采用“逆向排除法”、合理采用分层推定方法、引入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引入“一般人认识”准则有利于避免以法官自身认识为基础认定回避事由而造成限缩适用回避申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