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的哲学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属于再法典。鉴于其为程序法,因而再法典的主题应当为程序正义,这既是《刑事诉讼法》再法典的主题,也是修法的总原则。在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有三个修改关键点:一是法律运行方式要“以审判为中心”,这是程序正义存在两个利益方决定的;二是要“秉持无罪推定原则”,这是程序正义的正义本身决定的;三是要“落实控辩平等”,这是程序正义的成立条件决定的。再法典的实践中,只有以程序正义为主题,以三个关键修改点为原则,才能使《刑事诉讼法》修订得更加充分、科学与准确。

后真相时代主观程序正义及其程序改造

后真相时代公民对正义的理解与主观息息相关,建立在法感情理论、知情意行的心理结构与情本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比客观程序正义理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符合中国国情。凭借主观程序正义的引入,程序正义理论能够得到非教条化的、人性化的重构。将主观程序正义具体应用到程序之中,应通过算法对主观程序正义标准动态把控,同时对程序交往进行人格化改造,对询问与陈述理念进行叙事治疗视角改造,重构司法传播之维使法官与当事人角色互视,并在司法社工协同机制中嵌入社会心理服务。最终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达成纠纷实质解决目的。

理性商谈视角下领导者化解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冲突的方略

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义理论学说由结果正义向程序正义转向,但程序正义的逻辑起点中存在的对根植于生活世界中的个体特殊性以及环境复杂性的评估不足等弊病,难以避免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间的冲突。从主体认知、运行环境、程序重叠层面来看,认识虚妄与结果异化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冲突的一般表现形态,而深究其理,个体动机多元性、个体禀赋差异性以及协调机制缺场是影响程序运行结果的重要因素。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性商谈理论为化解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间的冲突带来了启示,即领导者应在理性商谈视角下,立足个体差异与组织环境,从坚持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辩证统一的价值追求、营造理性商谈与反思平衡互促共进的制度环境、构建基本功能与附加功能衔接配合的程序链条三个维度入手,破解由个体差异、机制失调引发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冲突。

高校教师“非升即走”制度探析——基于程序正义理论视角

我国高校引入“非升即走”制度的核心目的之一是创设公平、公正的教师职业竞争秩序,程序正义是其追求的内在功能和检视制度的起点。“非升即走”制度在行政过程论视角下呈现出一种多阶段程序构造,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程序特征与规则设计。在“非升即走”制度中引入综合性程序正义理论,按照制度的多阶段特质,将综合性程序正义理论的指标要素进行嵌入塑造,可以形成整体性“非升即走”制度程序正义构造。当前我国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存在招聘信息公开不足、评聘参与协商不足、续聘程序过于僵化、解聘的实质正当程序要义缺失等问题,可从保证招聘程序的完整性、提升评聘标准制定的参与度、增加续聘程序的弹性,以及增强解聘程序的实质正当性等方面进行补正,同时从国家立法、高校规定及司法审查层面实现制度程序正义目标。

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

程序正义是我国诉讼法中重要的问题,自产生以来就与实体正义相对应。二者在诉讼过程中缺一不可,程序正义是保障诉讼过程合法的前提,在两大诉讼法中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重实体轻程序、程序简化等问题,这也是程序正义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篇主要从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入手,阐述程序正义的应有之意。

数字时代程序正义的风险与规制

数字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法治领域,程序正义尤为重要,其内涵在当下被大幅度扩充——主要包括数据正义、算法正义等。但在部分场域之下,存有数字鸿沟和数字歧视等规制盲区、研发人员和利害关系人等参与人员的缺席以及导致裁判效果下降等局限性。在治理层面,应当积极推动建设线上诉讼、智慧法院等工程,以及贯彻审判亲历、审判公开等传统程序法原则;在平衡层面,妥善处理好数字权力与数字权利、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之间的矛盾。数字时代程序正义的建构与平衡可以更好地推动数治中国的建设,以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正义问题

目前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由于历史、认识、学术等因素的影响,程序正义的特殊意义和独立价值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引起重视,对于程序价值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为程序工具主义,由此导致的弊端逐渐显露,程序正义问题值得重视。本文通过剖析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及原因,分析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及意义,最终通过对比三种关于正义价值的学说,提出应当对我国目前的正义价值进行理性重构,使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建议。

程序正义视角下对当代法官回避制度的理念追寻与价值探讨

回避是指司法人员因与案件或案件的当事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不得参加对该案的诉讼活动。法官作为审判中的关键角色,在审判中掌握着重要的审判职能,因此对法官的回避意义重大。法官回避制度,是为了消除当事人对法官中立性抱有的怀疑,而选择中立性法官,保证法官能不偏不倚地作出裁判,保障诉讼公正的制度。本文将以案释法,古今对照,基于程序正义诉讼理念的重要价值,探讨当代中国法官回避制度的重要意义,运用现代的法治思维展开思考,探求在刑事诉讼回避制度中无限接近程序正义的路径。

罗尔斯程序正义思想研究——以《正义论》为中心

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三种不同类型,以程序正义、尤其是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正义原则证成与实现的基础,使程序正义取得决定实体正义的优先地位。但在后正义论时期,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发生了"去程序化"转向,从单纯重视程序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也论警察程序正义

现代法治国家建设中,警察法治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对于法治文明的实现具有突出作用的程序,必然要率先走向文明,确立程序正义。警察程序正义要求在进行任何一种警察行为时,都必须遵循起码的、正当的程序。警察程序正义的内涵应当是实体性的程序正义,而不能把程序仅仅作为形式上的存在。

程序正义初论

程序正义初论●西南政法大学教教授田平安硕士生杜睿哲一、问题之提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当今中国，法治正成为人们议论的重点，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热点。君不见，国人...

程序正义之“看得见”与“感受到”

相信"正义必胜"的情感信念是英美人追寻程序正义的动机,是程序正义"看得见"的逻辑起点;而站在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立场上,"看得见的正义"之逻辑归宿却在于"感受到"。在中国的现实司法语境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理论重心就在于"感受到程序正义",但其"感受到"的机理需要在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及司法信任的复杂互动关系中予以把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程序正义的实践进路应该更关注程序正义的主观侧面,要尽力避免社会公众产生"程序非正义"的想象,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程序获得感",不断强化法官的职业伦理素养。

将程序正义引入学术评审领域的探讨

专家评审已成为科研管理工作的必要手段 ,成为学术领域中一切行政决定的基础。如何组织好专家评审 ,使其真正起到维护公平竞争的作用 ,对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一种新视角对构造科学的评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思考 ,论述了在学术评审领域中引入程序正义原则的适用性、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 ,并初步探讨了专家评审的程序正义模型。

程序正义视野下监察证据规则的审查

现代证据规则的构造既要从认识论层面理解证据与事实之间的主观因果关系,又要从价值论层面贯彻当事人主义的程序正义理念。为实现独立监察的目标设定,《监察法》确立了以监察为中心的证据规则,有效地集中了反腐资源、提升了反腐效率。然而,选择性吸收《刑事诉讼法》部分内容所形成的监察证据规则,存在虚置证据转化机制、过分倚赖言词证据以及排除非法证据不充分等有违程序正义的法治隐忧。为重塑监察证据规则的法治模式,一方面要借由发挥《监察法》第33条第2款的"委任性功能",制定监察立法的实施细则,以刑事审判为标准补正监察证据规范的内容;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刑事程序与实体立法的必要调整,塑造监察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的过程监督以及刑事责任机制。

基于程序正义的学校体育协同育人目标定位及制度保障

协同育人机制作为一种教育契约形式,遵循科学与民主、平等与透明、规范与责任的程序正义价值标准是调配育人主体结构的基本原则,其目标定位为联动家庭与社会体育力量,促进以家促校、以社强校的育人机制稳健运行,保证学生体育活动校内外合理时间配比,创设更为广阔的体育活动空间。通过程序正义理论源头和内涵精神的解读,透视了当前协同育人机制合作不充分、合力不集中、协同路径不畅等问题。研究认为:作为一种教育伦理话语,程序正义是健全协同育人机制的最大公约数,具有促进协同育人的聚合效应。健全协同育人机制需要强化监督反馈制度,确保校内外运动时长充裕保障;完善家校社议事制度,推进学校体育协同育人机制系统转换;构建互信互助制度,实现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的场域拓展。以此为融通家校合育、促进持久发力和深度互动互助的协同育人机制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目前,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诉讼法学界论述的较多。而且,由于我国素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许多法学家试图矫正这一传统,对程序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实质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也是法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程序与实体谁先产生,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谁为手段谁为目的,立法与执法的关系,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五个层面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关系进行了法理思考。

公共政策程序正义与公共利益的实现

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政治活动的根本目标就是利益协调,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公共决策过程是一种不完善程序正义,无论何种程序我们都不可能完全保证杜绝不正义结果的可能出现,所以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导入一种抑制性程序,以保证结果的正当性。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在具体的公共决策中实现还要经过程序的选择。

程序正义:司法权威的基石

司法权威来源于公信力和执行力,从而与程序正义密切关联。司法权威必须通过司法主体的权威、司法权运作过程中的权威以及司法裁判的权威表现出来。程序正义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司法中立性、程序平等性和司法终局性。程序正义要求司法程序的每一个环节运作都具有合理性,每一个环节都要体现司法的权威性。

程序正义视角下的城乡规划公共利益实现初探

程序正义立足于工具理性,又超越工具理性,其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城乡规划公共利益本质是一个程序问题,程序正义是城乡规划公共利益"突围"的主要方向,公众参与是城乡规划程序正义的本质要求,不断完善规划公众参与的程序是推动我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