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的哲学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属于再法典。鉴于其为程序法,因而再法典的主题应当为程序正义,这既是《刑事诉讼法》再法典的主题,也是修法的总原则。在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有三个修改关键点:一是法律运行方式要“以审判为中心”,这是程序正义存在两个利益方决定的;二是要“秉持无罪推定原则”,这是程序正义的正义本身决定的;三是要“落实控辩平等”,这是程序正义的成立条件决定的。再法典的实践中,只有以程序正义为主题,以三个关键修改点为原则,才能使《刑事诉讼法》修订得更加充分、科学与准确。

后真相时代主观程序正义及其程序改造

后真相时代公民对正义的理解与主观息息相关,建立在法感情理论、知情意行的心理结构与情本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比客观程序正义理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符合中国国情。凭借主观程序正义的引入,程序正义理论能够得到非教条化的、人性化的重构。将主观程序正义具体应用到程序之中,应通过算法对主观程序正义标准动态把控,同时对程序交往进行人格化改造,对询问与陈述理念进行叙事治疗视角改造,重构司法传播之维使法官与当事人角色互视,并在司法社工协同机制中嵌入社会心理服务。最终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达成纠纷实质解决目的。

理性商谈视角下领导者化解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冲突的方略

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义理论学说由结果正义向程序正义转向,但程序正义的逻辑起点中存在的对根植于生活世界中的个体特殊性以及环境复杂性的评估不足等弊病,难以避免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间的冲突。从主体认知、运行环境、程序重叠层面来看,认识虚妄与结果异化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冲突的一般表现形态,而深究其理,个体动机多元性、个体禀赋差异性以及协调机制缺场是影响程序运行结果的重要因素。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性商谈理论为化解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间的冲突带来了启示,即领导者应在理性商谈视角下,立足个体差异与组织环境,从坚持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辩证统一的价值追求、营造理性商谈与反思平衡互促共进的制度环境、构建基本功能与附加功能衔接配合的程序链条三个维度入手,破解由个体差异、机制失调引发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冲突。

高校教师“非升即走”制度探析——基于程序正义理论视角

我国高校引入“非升即走”制度的核心目的之一是创设公平、公正的教师职业竞争秩序,程序正义是其追求的内在功能和检视制度的起点。“非升即走”制度在行政过程论视角下呈现出一种多阶段程序构造,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程序特征与规则设计。在“非升即走”制度中引入综合性程序正义理论,按照制度的多阶段特质,将综合性程序正义理论的指标要素进行嵌入塑造,可以形成整体性“非升即走”制度程序正义构造。当前我国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存在招聘信息公开不足、评聘参与协商不足、续聘程序过于僵化、解聘的实质正当程序要义缺失等问题,可从保证招聘程序的完整性、提升评聘标准制定的参与度、增加续聘程序的弹性,以及增强解聘程序的实质正当性等方面进行补正,同时从国家立法、高校规定及司法审查层面实现制度程序正义目标。

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正义问题

目前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由于历史、认识、学术等因素的影响,程序正义的特殊意义和独立价值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引起重视,对于程序价值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为程序工具主义,由此导致的弊端逐渐显露,程序正义问题值得重视。本文通过剖析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及原因,分析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及意义,最终通过对比三种关于正义价值的学说,提出应当对我国目前的正义价值进行理性重构,使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建议。

程序正义视角下对当代法官回避制度的理念追寻与价值探讨

回避是指司法人员因与案件或案件的当事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不得参加对该案的诉讼活动。法官作为审判中的关键角色,在审判中掌握着重要的审判职能,因此对法官的回避意义重大。法官回避制度,是为了消除当事人对法官中立性抱有的怀疑,而选择中立性法官,保证法官能不偏不倚地作出裁判,保障诉讼公正的制度。本文将以案释法,古今对照,基于程序正义诉讼理念的重要价值,探讨当代中国法官回避制度的重要意义,运用现代的法治思维展开思考,探求在刑事诉讼回避制度中无限接近程序正义的路径。

组织管理中程序正义、结果正义与感知正义间的平衡之术

程序正义、结果正义与感知正义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行为判断标准。理性而言,正义的程序不一定实现正义的结果,也未必达到感知正义;结果正义未必根植于程序正义,也不一定符合感知正义;感知正义不一定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未必满足结果正义。领导者若只关注其中某一标准,容易进一步加剧整体运行过程的波动性。领导者过度推崇程序正义容易有失人情味,过度推崇结果正义容易丧失原则规矩,过度推崇感知正义容易陷入感性思维,过度推崇单一的正义标准容易诱发极端认知。程序正义、结果正义与感知正义所展示出的不同关注点和判断标准,实则为正义感所应具有的不同层面要求和表征,组织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感,领导者所希望展示出的正义形象,应该实现对三种标准的同时满足。具体而言,结果正义需根植于程序正义,以提升结果判断的公平正确性;程序正义需兼顾感知正义,以提升判断过程的公开透明度;感知正义需参考程序正义,以提升主观感觉的客观合理性;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需有助于感知正义,以提升员工对结果论断的认可度。

多元开放社会背景下领导者落实程序正义的“道”与“术”

在多元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不断增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为此,各级领导者亟须学会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协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落实程序正义的“道”方面,需要了解蒂博和沃克的程序理论、利文撒尔的公平判断模型、林德和泰勒的群体价值模型及权威关系模型等相关的理论知识。在落实程序正义的“术”方面,需要着眼于程序正义与社会冲突的解决、程序正义与资源分配、程序正义与组织内部决策三个主要方面,掌握相关的实施要领。

数字时代刑事正当程序的重构:一种技术性程序正义理论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广泛适用正在冲击并重塑司法的实践面孔。面对数字化、智能化的司法实践,传统的对抗性程序正义理论以及协商性程序正义理论在适用场域、规制主体、程序运作和结果评价等方面已经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技术性程序正义作为对数字技术融入刑事司法程序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包括“排出偏见”“充分参与”“程序对等”“程序合理”“问责有效”五项基本要素,旨在对司法数据和算法的透明性以及系统开发过程中的共同体参与、机器学习及智能系统的合理解释与规制提供框架。技术性程序正义立基于人的主体性和尊严理论、司法公信力理论和分布式道德责任之上。技术性程序正义全面挑战了传统程序正义理论,但二者有各自适用的空间和边界。为了接近技术性程序正义,司法机关需要对数字技术融入刑事司法的开发机制、备案机制和检验机制进行配套改革。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的程序正义反思与重塑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我国近年来刑事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重大场景创新。在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用不仅与实体结果相关联,同时还与量刑程序深度融合,彰显出两种基本程序面向:在程序功能构造方面,其以规范量刑裁量权为程序功能取向,以量刑算法决策为程序功能实现路径;在程序运行逻辑方面,则表现为“人机协同”型程序驱动模式以及“人主机辅”型程序责任分配格局。在此基础上,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应用引发了有关量刑程序正义的三重结构性风险:即,理论层面的“传统正义理论解释力有限”、制度层面的“量刑算法决策正当程序机制阙如”、司法适用层面的“量刑裁判的人工智能算法依赖”。为保障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程序正义及量刑程序规范化的实现,应当提出具有针对性且体系化的风险治理方案。该方案具体包括:引入“以人为本”的技术性正当程序正义理论,强化理论供给;立足新型算法权利,建构诉讼化的量刑算法决策程序,填补制度空白;将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用限定在轻罪案件场域、设置智能量刑辅助意见异议听证程序,严格司法适用。

现象、原理和规制:人工智能司法与刑事程序正义的融合之路

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深度应用,并且在预测警务、犯罪风险评估、量刑决策辅助等法律事项上发挥出技术层面的效率优势。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介入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对传统刑事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产生技术性冲击,尤其是算法偏见和算法黑箱等难以避免的技术难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裁判中立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程序对等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但是,在弱人工智能司法的现实语境下,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因为司法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依旧可以发挥规制作用,而在人工智能司法中贯彻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尊严理论、司法公信力理论以及分布式道德责任理论。最后,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应当借鉴技术性正当程序理念,通过引入机器决策风险提示、算法透明原则、算法审计以及算法问责机制等举措来实现技术赋权,强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先天性及其认知神经基础

程序正义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原则之一,其实现路径呈现出了“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两大阵营。两阵营的争论焦点在于:除了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性价值,程序正义本身是否具有可追求的独立价值?发展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实证结果为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发展心理学发现:人类对程序正义具有先天趋向性,且随着年龄和认知水平的增长,这种先天趋向会发生演变并逐渐成熟。认知神经科学则揭示了程序正义独立作用的生理机制,功能性核磁共振的研究发现:(1)人脑表征程序独立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脑区不尽相同;(2)程序本身便可激发人脑的奖惩机制,这从先天倾向和认知神经视角说明了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存在基础。

协商性程序正义理念下的审前羁押保障机制研究

协商性程序正义是在众多司法制度中抽象提炼出来的一种理念集合,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逮捕控制机制、企业合规制度均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协商性司法的因素。协商性程序正义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者通过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放弃诉讼对抗,控辩双方转而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协,寻求结果控制,实现利益切合点的一种诉讼模式。协商性司法对传统对抗性司法正义理念提出挑战,以对等协商、正当协商、实质协商进行制度设计。审前羁押问题是重要的协商性程序正义保障机制,通过羁押听证制度、羁押审查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羁押救济制度等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从刑事诉讼程序流来看,结合审前羁押相关制度可以从“源头—批捕—动态”三个环节上把握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的非羁押具体实施路径。

论领导实践中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逻辑关系及把握原则

领导实践中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领导者在追求公平正义这一重要领导目标的过程中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体现。公平正义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一致追求,但程序正义主张程序自身的价值,而实质正义强调程序为实质服务。两者之间的矛盾性极易造成组织出现“制度背离”的现象,这种现象对领导实践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只有正确认识两者的一致性与矛盾性,追求两者共生平衡状态下的模糊正义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领导者必须在实践中转变单一价值的正义理念、矫正非正义行为、调试不完善程序,兼顾情理与法理,从而达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共生平衡。

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信任困境及其纾解--基于对主观程序正义的思考

“人工智能+”的治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新课题,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面临不被信任的现实困境。目前关于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运作的不透明性和算法的歧视与偏见等方面,不过,这些问题并不是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独有的问题,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也会受到“认知偏差”和“噪声”的影响,但是人们对法官的包容度明显高于人工智能,这可能与人们在司法程序中感受到的公平正义有关。影响主观程序正义的因素包括信任感、控制感与尊重感,为此,提升公众对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信任应该建立充分发挥法官主导优势和人工智能辅助价值的人机合作机制,保障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的知情权和陈述权等诉讼权利。

论程序正义价值理念下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程序规则

本文以程序正义价值属性分析工具分析了政府采购程序、合同程序、监督程序和救济程序,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保障政府采购程序正当,促进结果的正义性。

社区议事规则程序的正义性研究

现今,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解决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就是现代治理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议事规则就是解决社区矛盾纠纷,提升现代化治理效能的必要途径之一,议事制度作为社区组织居民实现自治的载体至少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实现居民的规范表达,二是实现居民的正当表达,以议事制度为载体,通过公开透明可操作性的程序让居民通过规范表达和正当表达有效克服因不公平不公正而促使矛盾更加严重的治理现象。以持续供给的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实现正义是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必要途径之一。

程序正义初论

程序正义初论●西南政法大学教教授田平安硕士生杜睿哲一、问题之提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当今中国，法治正成为人们议论的重点，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热点。君不见，国人...

程序正义之“看得见”与“感受到”

相信"正义必胜"的情感信念是英美人追寻程序正义的动机,是程序正义"看得见"的逻辑起点;而站在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立场上,"看得见的正义"之逻辑归宿却在于"感受到"。在中国的现实司法语境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理论重心就在于"感受到程序正义",但其"感受到"的机理需要在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及司法信任的复杂互动关系中予以把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程序正义的实践进路应该更关注程序正义的主观侧面,要尽力避免社会公众产生"程序非正义"的想象,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程序获得感",不断强化法官的职业伦理素养。

将程序正义引入学术评审领域的探讨

专家评审已成为科研管理工作的必要手段 ,成为学术领域中一切行政决定的基础。如何组织好专家评审 ,使其真正起到维护公平竞争的作用 ,对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一种新视角对构造科学的评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思考 ,论述了在学术评审领域中引入程序正义原则的适用性、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 ,并初步探讨了专家评审的程序正义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