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的规范分析与程序建构

社会权是介于公益和私益之间的集体性权益,以其为核心产生的社会法体系具有公私法交织的独特属性。在社会法纠纷多发频发背景下,我国并没有形成解决社会法纠纷成熟的诉讼程序,仍在适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主要用以解决人身权、财产权纠纷的诉讼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实体与程序不适应等诸多问题。基于社会权和社会法纠纷的性质,应当根据程序相称原理,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明确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构建的基本方向与大体框架,理顺社会法特别诉讼的基本原则,建立专门的社会法纠纷解决机构,设计专门的诉讼程序,保持与普通诉讼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完善社会法体系,改善民生,为社会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督促程序性质澄清与规则修补——从督促程序制度效能不足切入

司法解释对督促程序定性模糊是督促程序制度效能低下的根源。为提高督促程序适用率,首先应澄清督促程序既不是非讼程序,也不是诉讼程序,而与略式程序具有较高适配性。在此基础上,应当以略式程序法理修补督促程序规则。如应从宽解释“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督促程序可以适用财产保全、债务人异议只有构成实质性争议时才能终结督促程序,且理应为督促程序配备救济机制。

我国股东知情权案件诉与非诉讼机制的构建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基础性的权利,通过知情权,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发展状况,在公司重大决策问题上做出合适的决定,正确履行好股东的权利,对手中的股权正确处置以满足利益最大化。然而近年来我国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数量剧增,此类案件案情相对简单,对时效性要求高,而法院依然针对股东知情权诉讼采取普通程序或者简易诉讼程序进行,繁琐的诉讼程序使得最终的裁判结果过分迟延,这影响了股东知情权利行使的实效性,难以实现其诉讼价值。纵观域外立法对股东知情权纠纷的救济,大多遵循程序相称原理,采用非讼程序来实现的。为了更好保护中小股东知情权,文章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股东知情权纠纷诉讼程序进行深入分析其缺陷所在,结合国外相关理论来论证在我国建立非诉讼机制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提出我国建立股东知情权纠诉与非诉互补机制的论断,以期切实提高我国中小股东的知情权的保护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