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组站程序进路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程序进路控制系统是一种根据调度计划实现车站进路自动控制的计算机控制系统。本文主要阐述了成都北编组站综合集成自动化系统中程序进路控制系统的设计原理和功能实现。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程序进路

学者们主要从程序法治的角度切入,寻求行政决策法治化的解决方案。这样的研究进路有其深刻的理论、社会和历史背景。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程序进路对理论研究、立法实践、公众舆论以及普通人的思维和行动都有很大影响。程序进路虽然能够有效地回应理论上的质疑,但对于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实践难题却未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单纯靠引入先进的程序制度和理论所能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生活感受的实证研究。

量刑公正之程序进路

作为刑事审判所追求的重要目标,量刑公正在实践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对此,从实体上限制个罪的量刑幅度的实体进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诸多的局限。而量刑公正的程序进路,对于实现量刑公正的目标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在量刑公正程序进路的载体和量刑公正程序进路的核心两方面共同着力,在促使量刑阶段相对独立化的同时,使量刑程序正当化,以达致量刑公正的目标。

我国PPP模式的性质存疑及进路探析——基于程序治理的思维

PPP模式在我国成为常议常新的热点,成果与问题相伴而生。各界纷纷著述释明其缘由,但都未触其性质界定之根源。法学界通说将PPP模式定性为行政合同。然而我国强职权主义的法治模式借位行政权力扩张的风险,致使PPP模式在实践中功能发生异化,突出表现在参与前的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积极性的双重挫伤、参与中公私职权串位以及参与后规避风险的保障与救济机制缺失等问题。应当在程序治理思维,质疑通说并阐释新解基础上,以民事合同为本质的双重属性说指导,以风险事件发生为法律适用界分,调整我国PPP模式的解困路径,以推动我国PPP模式健康发展。

论大学治理法治化的程序正义进路

探寻大学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是高等教育法律研究的经典议题。程序正义是法治与恣意而治的分水岭。公平、公正与公开是大学治理程序正义图谱的三项基本要素,是大学治理迈向良法善治的核心要义。大学治理缘何选择程序法治与大学治理何以走向程序法治是大学治理法治化亟待回应的两项基本议题。基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法律乃至宪法保障原理,高等教育领域的立法和政府规制,往往相对谦抑且赋予大学以较为广泛的自治空间。国家对学术自治的监督,更多基于程序规制的原则展开,而较少介入大学专业判断的实体裁量部分。大学治理法治化选择程序正义进路的动因包括:大学治理的公法属性与大学的公法地位、学术自治的特殊性、新型法律纠纷的复杂性以及高等教育领域人权保障的诉求等。大学治理法治化之所以能够走向程序正义进路,得益于法定程序条款的增加与行政程序立法的特殊适用、政府监管对师生程序性权利的普遍关注、司法审查介入大学自治的程序审查及高等教育领域行业规范的程序规制。由此可见,程序正义规则并非一种内生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借由立法监督、司法审查、政府监管以及行业规范等多重规制力量的介入,能够较好地回应大学作为特殊公域的属性以及师生权利救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秩序。重审大学治理法治化的程序正义进路,需呼唤学术自我规制的“程序化”变革,以便更好地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增进大学裁量决定的实质合法性与正当性。

挫折与修正:风险预防之下环境规制改革的进路选择

风险预防作为基础性原则正在主宰着法律体系的变革路向和精神维度,引导着环境规制从危险规制向风险规制转变。在环境规制实践中,风险预防存在纲领规定模式、规范裁量模式和制度规范模式三种适用类型。环境规制的格局正围绕着它们不断地调整、改进,但也在规制立法和规制实施层面呈现出阶段性挫折的一面。这种挫折的根源在于当前的环境风险规制采取了一种封闭式的技术规范进路。对此,应借助商谈式程序进路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确立以"规制立法+规制决策+规制商谈"为主轴的环境风险规制新范式。在风险预防之下,这种双重复合进路对我国的环境规制改革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也谈“量刑规范化”

自由裁量权自身并不是导致不公正量刑的原因,恰恰相反,它是实现公正量刑的基础和保障;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才是导致不公正量刑的原因所在。因此,以压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细密化量刑规范为指向的量刑规范化不能真正解决量刑不公正问题。以监督和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目的的程序进路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必由之路。

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

以是否对行政法体系进行完全法典化为标准,行政法法典编纂进路可分为两种:完全法典化进路与程序主义进路。受20世纪以来行政法出现程序化和主观化发展趋势的影响,域外行政法法典编纂普遍采程序主义进路。程序主义进路强调回应行政法治实践需求,以行政活动遵循的一般性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为法典的核心内容,对行政组织法、行政实体法和行政救济法,仅部分实现法典化。法典名称是否采用行政程序法,并非这一进路的标志。基于以下因素考量,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宜采程序主义进路:更有助于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这一法典编纂的根本目的、具备更充分的单行法基础、可增强行政法法典的体系性及突显行政法治基本精神、更有利于克服现代法典编纂面临的"常与变"困境。

调度集中体系结构的研究

传统的"遥控型"调度集中不能满足我国的运输需求。因此对调度集中的体系结构展开了研究,发现系统的体系结构对系统运用的成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成果表明,以分散自律为基本特征的调度集中是解决我国调度集中的理想选择。

论刑事追诉时效的本质:一个刑法和刑诉法交叉的视角

刑事追诉时效是介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之间的重要制度,探寻其本质需横跨两大部门法。实体法进路主张,刑事追诉时效的经过会改变行为的实体性质,消灭既有的刑事不法抑或使刑罚目的落空,从而否定国家刑罚权。然而,这一进路难以成立。相较而言,程序法进路更为妥当。程序法进路主张,刑事追诉时效的经过所影响的并非国家刑罚权,而仅是程序法意义上的国家追诉权。也就是说,刑事追诉时效在本质上是刑事追诉的程序障碍。此障碍的设置,目的在于避免误判风险、提高司法效率以及贯彻迅速原则。明确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本质,有助于“追诉时效的溯及力”以及“追诉时效延长”等争议问题的处理。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检察监督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知识产权领域"行刑衔接"是一种"二元二主体"式衔接,与治安、海关等领域的"二元一主体"式衔接明显不同,"网络+物流"、产业链延伸等使得该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尤为严峻。检察监督是破局的关键一环,然而检察监督并非监管,更非"监工",检察机关介入也并非干预,更非"插手",应当注重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破解检察监督困境,提高检察监督刚性,不断创新信息共享平台,从供给侧为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提供更多高质量检察产品。